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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回报率对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

陈  虹  朱鹏珅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本文测算了1993-2013年全国与东北、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基于区域间与区域内经济差距的视角,研究了资本回报率对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全国层面:资本回报率的提高拉大了区域间经济差距;区域层面:资本回报率的提高缩小了区域内经济差距;(二)区域间层面: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及FDI增加缩小了区域间经济差距,就业人员增加则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差距,而政府支出却对区域间经济差距无显著影响;区域内层面:不同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就业人员、FDI及政府支出对区域内经济差距影响显著性不同。

关键词:资本回报率  人均GDP加权变异系数  区域经济差距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JL013)“形成有利于科学宏观调控体系中通货膨胀预期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理念、方略、路径:“十三五”与中国经济之未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综述

【编者按】2015年12 月6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政府、学界、产业界、媒体和在校师生等300多位代表出席了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为“理念、方略、路径:‘十三五’与中国经济之未来”。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开局之年,论坛在总结“十二五”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重点展望了“十三五”面临挑战和发展前景,为在2020年全面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期以会议综述的方式汇集了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经济增长的红利:改革、科技与开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她首先针对目前国际、国内复杂的战略环境阐述了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指出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强使得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从国际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影响仍在继续,传统的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从国内来看,在“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存在长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以来,五年后的“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突出,其背后的原因是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粗放、环境恶化、资源约束趋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基本公共品投入不足以及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形势,五年以后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收入翻两番的任务非常艰巨。尽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13亿多人口、7000多万经济主体,而且政府有着很强的资金动员能力的国家,保证6.5%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在当前制造业“未强先高”、人口结构“未富先老”和国民经济的“未实先虚”情况下,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如何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孙祁祥教授认为全面小康不只是单纯的人均收入翻两番、经济收入翻两番,至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都达到优良的水平:一是衣、食、住、行要优良;二是空气、养老与医疗等自然环境和社会保障要良好;三是社会秩序要良好;四是道德风尚要良好。就空气质量来说,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绿色、循环、低碳,这种发展方式就要有大量的投入、要有高科技。通过关闭工厂来换蓝天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要投入巨资来治理陆海空全面恶化的空气、环境,资金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制约。就我国的制造业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已经超过50%,但中国现在只能说是制造业大国,仍不是制造业强国。过去几十年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之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是“未强先高”。目前国际上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国家已经对我国家低端制造业形成替代,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怎么样把中国的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低端移到中高端呢?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人口结构而言,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在于人口的“未富先老”和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很多的数据已经表明,我国老龄人口的规模之大,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世界是罕见。中国现在是唯一一个60岁老龄人口超亿的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2.1亿,65岁以上人口达1.3亿。从成年型社会转入老龄型社会,中国只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即使是日本老龄化程度很高的邻国日本,这一过程也用了20年。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高科技的方式来弥补,“未富先老”仍是必须迎接的挑战。就国民经济领域而言,经济“未实先虚”指的是实体经济受制于金融,货币市场收缩的现象很严重,因此,从人才和资金的角度压缩了我国现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空间,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发展是另一个非常大的制约。

孙祁祥教授最后指出,我们有信心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翻两番的任务。而这个信心来自于以下几个红利:一是改革红利。从1978年底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目共睹,连续三十多年9.7%左右的增长率创造了奇迹。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二是科技红利。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突破对于产业结构改革、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都将起到重大的作用。我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来改造传统产业,释放巨大的需求。三是开放红利。过去三十年的各项改革不管是辉煌还是挫折,不管是成就还是问题,不管是机遇还是挑战,只是构成我们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序曲。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明确的,理念是科学的,方略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巨大的,路径是曲折的,当然信念必须是坚定的。

开放与经济:统筹国内国外发展的两个大局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发表了题为“从开放的角度阐释我国经济”的主题演讲。众所周知,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动力,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个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开放依旧是中国最重要发展理念之一。龙永图先生指出在新的五年规划中,包含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

一是对外开放将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外发展两个大局,并推动其相互协调,良性互动。随着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应反馈这些年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首先,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到的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可以把我国对外开放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与之相连的中西部,使中西部地区从过去对外开放的后方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次,“一带一路”战略面对全世界最贫穷、最封闭,也是最落后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亿人口,一个重点就是要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带入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摆脱过去那种长期被边缘化的地位。所以,“一带一路”战略能够统筹国内国外的发展。

二是,对外开放战略应该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一个基础。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话语权问题,不是为了满足中国的一己私利,而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整个体制能够得到平衡的表达和反映,同时也是穷国与富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老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由于没有很强的经济势力,加之一些观念非常落后,很难谈到话语权,因而造成了我国的外交官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只有随大流的权利,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有实力且国际上也需要中国代表新兴国家来改变当今国际经济体制中一些不平衡和不公平的地方。

中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构成对目前全球体制和秩序的挑战和颠覆目前的全球体制,而是希望能够完善这个体制,在新的领域里面参与新的制度和规则的建立。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做法,要认识到尽管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经济实力并不是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因素。龙永图先生认为在参与全球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一是应该更加注重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二是在价值观念方面,要充分体现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很多全球的价值观,在发挥话语权的时候充分体现这些价值观就会得到大部分国家的尊重;三是要有人才,特别是具有丰富国际经验、英语特别好的人才,这是中国逐渐在全球提高的话语权所必须具备的。

龙永图先生最后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一是要有利于自己,第二是一定要有利于全世界。入世和市场开放,不仅充分释放了中国自身的经济活力,而且把中国的家电等产品带往全世界,在使中国成了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使全世界享受到了中国的产品,使得发达国家那么多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方面有更大的余地,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相信“一带一路”这一开放战略的提出也将不仅利于中国的平衡发展,也利于全球的平衡发展。

发展实体经济,降低杠杆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降低杠杆率——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的主题演讲。李扬首先指出本轮全球危机事实上是一场债务危机,因此去杠杆或降低杠杆率是解决危机一个必要条件。次贷危机开始于美国,由金融市场的产品问题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进而引发至全球金融危机,且仍在延续和恶化。一些前瞻性的判断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场债务危机的主角,中国作为杠杆率不断提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预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类金融的创新发展,巨量的货币和信用源源不断注入并滞留,呈现与古典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危机四阶段已不再明显,而仅表现为繁荣和萧条。目前中国经济下滑的状况本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从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应来看,数字货币已经非常宽松了,只是滞留在经济领域中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这样一种状况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导致传统的通货膨胀机制发生了明显改变,即在过量的货币和信用,在实体经济中转化为全面通货膨胀之前,由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带来的金融危机就已经爆发了。因此,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的发生可直接经由资产价格路径而不是传统的一般物质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增加货币和货币供应很难奏效,因为巨量的货币滞留在金融领域中,不能转变为信用,全社会的紧缩局面就此形成。

李扬教授接着从中国的负债、资产、各个部门分析了中国债务率和杠杆率,整整覆盖了12年的情况。首先看债务率。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家负债率在上升,2007年总资产284亿,2013年691亿,即2007年-2013年国家负债率从41.8%提高到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增速相当高。企业从98%提高到123.1%,金融部门从27.6%下降到18.4%,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总体债务总额是是150.03万亿,从2008年从170%上升到235.7%,六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把总资产和总负债对比,可算出到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103.3万亿。如果剔除无流动性及流动性不高的资产,能够立刻变现来还债的流动性资产有28.5万亿,很多国际组织根据该数据推论说中国能够应付1.5次金融危机。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一个小概率事件。从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变化来看,传统上中国人不习惯借债杠杆率很低,但是近年却上升的很快,从1996年开始的购房制度改革及大量的金融鼓励消费,促使居民杠杆率明显提升,但是还远未到危险的程度。从非金融企业部门(企业)来看,在这次金融危机前杠杆率非常平稳,但2009年之后企业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需要高度警惕。因为中国关键问题在企业,一旦企业出问题马上银行就出问题,银行出问题马上财政就出问题,财政出问题马上经济出问题。所以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企业的负债率上升,如果企业停产、整顿、兼并重组马上会出现许多不良资产,引发对整个金融系统、财政系统、经济系统重大的冲击。

针对如何去杠杆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管理,李杨认为要么偿还债务,要么杠杆转移,要么稳定经济稳中求进,相较之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去杠杆的治本之策。就卖资产还债而言,在国内有可能做到,但在国际上就不一定,因为很多资产外国人不买无法定价;其次是债务减记,美国曾采用此方法。但是减记接近赖账,即便可行也会对市场产生负的紧缩作用,导致信用收缩;其三是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类似美国的做法,资产负债表扩张,或者买一些有问题企业的产权。应当说,这在当下是有用的,但是需要考虑中央银行承接后什么时候能够退出的问题。就杠杆转移而言,我们可以债转股,就把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转到居民手上,或者是转到另外一些非金融机构那里,这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但把负担转移到投资者身上,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式;就管理资产负债的结构风险而言,中国资产负债表在结构上还有很多问题: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货币和资产的错配。因此,扩大真实的GDP规模,发展实体经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去杠杆的治本之策。

“一带一路”倡议与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理念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跃生教授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理念”的演讲。他指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要领应在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并呼吁应从两个层面深入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平台的重要内涵:一是通过为周边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实现国内外产能跨区域合作以及国内与周边国家的共赢与协调发展;二是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国际经济治理改革,进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倡导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理念,这是“一带一路”对国际经济最好的公共产品供给。王跃生指出,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于战后初期,是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的维持主要依赖布雷顿深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关贸总协定与WTO(国际贸易体系);IMF和世界银行(全球性金融治理结构);“七国集团”(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四大支柱,其理念与原则主要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更符合处于领先和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被排斥在外,或者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是规则的接受者。这些规则既不合理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王跃生认为:在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新兴国家希望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在竭力维护这种旧秩序和旧格局,如美国通过倡导TPP、TTIP、TISA等来排斥异己。在如此国际环境下,中国应一方面与美国等国家在既有的格局内博弈,力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和重构;另一方面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循环圈。新的战略路径需要用新的理念来武装,新理念的新应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不仅是要解决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也不仅仅在于通过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在于倡导和践行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中国规则。

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发表了主题为“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的报告。他指出,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高速增长平台。为处理好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移和优化、促进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十分需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

贾康认为中国必须注重理性供给管理的主要因素在于:(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未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合理的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举措;(2)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依然很大亟需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京津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协调发展;(3)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特别是贯彻应对环境挑战的“绿色发展”战略方针;(4)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走创新性国家之路;(5)经济社会转型还在持续过程之中,还应该继续为支撑全面改革垫付和填补转轨成本;(6)我国国防和必要的重点建设,仍需客观的资金做重点支撑。健康的主张是,应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入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上来,坚持有所区别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既可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又可以适应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推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贾康建议调整人口政策、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金融改革、切实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改革。

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路向

曾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的香港执业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我国今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路向”的报告。首先,梁定邦在总结我国股市过去八年两次大调整过程中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几大弊端:(1)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没有及时采集与运用。2015年上半年股市不断攀升,已经远离经济基本面,加上高度的杠杆,已经形成极大泡沫与系统性风险。然而,在公众媒体凝造浓厚牛市气氛下,当局没有忠告投资者,也没有采取措施避免泡沫延伸,例如顺应市场波幅加大期货交易成本、减低杠杆、监管P2P的股票抵押比例、监控境内外中国股市有关的股票与衍生工具场内外交易情况等。(2)检查系统失效。在价格与交易量快速攀升的情况下,难免在现期市场出现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等不当行为。监控系统仅仅依靠交易所是不行的,因为其监控系统集中于场内交易,大量不当交易行为无法及时发现。监控系统没有跨市场、跨产品的整合功能,监管机构的市场监控人手也严重短缺。(3)金融监管机构缺乏检测系统性风险的明确使命。例如,1995年的《中央银行法》并没有明确央行的金融体系风险监控职能,1993年商业银行法、1995年保险法、1999年证券法和2002证券投资基金法虽有修改,但基本停留在“分业经营”概念之下,缺乏一个拥有监控系统性风险职能的监管机构,均是“各扫门前雪”。(4)金融发展已远离金融法律的管辖范围。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建立于“分业经营”理念,但市场发展已远远超越该概念。现在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有繁多的金融理财产品同时贩卖给大众投资队伍。因《证券公募基金法》只限于200人以上的基金才可向公众募集,所以从2014年开始,证监会允许200人以下的私募基金在中国资产管理协会备案后可向不超过200个持有3百万资产并投资一百万以上的投资人募集。然而,私募基金爆炸性增长,有超过21000个基金在协会备案,管理超过4万亿的资产,包括上市/非上市股权、债券、商品/股指期货、创投资产及其他各种资产。再者,互联网金融已兴起,例如P2P平台、网上众筹、销售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工具等。(5)投资者没有得到保护。主要表现在,不存在明确的金融产品准许制度,没有一套完整与专注的制度保护投资众多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发达市场的“KYC(认识投资者)”,“KYP(认识产品)”以及“适当产品推介”标准在中国监管制度夏不存在,金融机构与人员不受统一的《执业操守准则》所管治并予以问责。

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梁定邦认为我国今后的金融监管体系发展应重新审视所有的金融法律,确保其与时俱进性,并建立凌驾每个金融监管机构之上的金融系统安全机构。新的金融法应具备:(1)任何金融法律应具有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的职能,且每个监管机构有职责向金融系统安全机构报告有关信息及在其监管范围内执行金融系统安全机构的指令;(2)统一标准以监管所有理财产品的发行、销售以及机构和人员的《职业操守》,并考虑把与投资者接触活动的职业操守统一监管,例如将所有理财职业操守监管交给一个监管机构;(3)统一监管所有对公众发行的筹资工具包括股权发行,债券发行(除国债,但不包括地方债),并采用严格及狭窄公众发行定义;(4)非公众发行的筹资产品应纳入监管范畴(例如:私募资金);(5)建立统一互联网金融监管标准。

在“把握全球发展宏观走向、探讨经济社会前沿热点、促进政商学界良性沟通、引领中国持续健康发展”四大目标导向下,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严谨、热烈、深度思索的氛围中落幕!

 (黄昊、张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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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2015年12月5日至6日,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经济科学》编辑部、《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及江苏鑫南集协办,来自22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9家知名经济学期刊代表及在校师生等四百余人到会参加了研讨。

开幕式由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刘怡教授主持,她对中国财政学论坛的发起背景做了介绍,并对支持论坛举办的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转型升级的新时期,中国财政体制在宏观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支出结构、税制结构改革、地方债等方面仍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中国财政学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指出,财政是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综合性的问题,财政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思维方式的挑战。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表示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程中,现代公共财政制度需要重点做好政府预算改革、税收改革、政府支出、平衡预算四个方面的工作。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强调重构财政理论的重要性,包括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利益需求、建立新的财政学概念。

开幕式后举行了两场题为“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和“税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主题圆桌会议,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财政政策如何改善收入分配以及税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随后举行的5场分论坛和27个分会场的研讨内容涉及到公共财政领域中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各个层面,包括营改增、教育财政、财政支出、政府间关系、政策发展、转移支付、收入分配、政府治理、预算与制度、公共政策评估、财政分权、税收与企业、政府债务、宏观财政、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等热点财政问题。在闭幕式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给本次论坛的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中国财政学论坛”是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为财政学、税收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高层次平台。论坛今后每年由各理事会成员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举办,继首届论坛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之后,下届论坛将于2016年在厦门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财政系供稿)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计模式选择研究*

李文辉  宋  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摘  要:黄土丘陵区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农民生活贫困的典型区域,农户生计模式选择既直接关系到脱贫致富以及当地农业产业健康发展,更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采用随机调研所获取的陕北黄土丘陵区微观层面数据,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为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随机森林法对生计模式分类进行判别并对重要变量进行分析,研究不同生计模式下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与经济社会后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计模式选择  黄土丘陵区  随机森林算法  农业生计困境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2XRK007)“陕北黄土丘陵区生态移民生计模式选择研究”和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4KRM46-02)“陕西城镇化建设中移民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冯涛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李文辉同时是西安财经学院副教授。

农户生态服务供给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陕南水源区406农户的调查*

周  晨  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本文基于农户生态服务供给的受偿意愿(WTA)福利变化分析,运用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法(CVM)考察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南水源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并采取右端截取(Right censored)模型分析了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边际效应。结果表明:生态服务供给引致的人类福利变化会影响农户真实受偿意愿,陕南水源区农户报告的受偿意愿均值为911元/(户·年)。农户年龄、家庭人数和家庭支出等方面的异质性对受偿意愿的影响显著;农户会根据自身迁移倾向报告受偿意愿,计划迁出农村的农户受偿意愿比不愿迁出的农户高51.71%;农户生态服务服务供给的决策背景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对生态保护政策持乐观预期的农户受偿意愿比那些持悲观预期的高53.63%,而退耕户受偿意愿比非退耕户低43.51%。

关键词:生态服务  受偿意愿  条件价值法  边际效应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72)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西安交通大学丁晓辉博士后、商洛学院彭晓邦副教授和陕西理工学院唐萍萍讲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文责自负。

管制、竞争与市场份额*

——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实证研究

肖欣荣1  徐俐丽1  倪  冰2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北京  100029)

(2.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2)

摘  要:中国基金行业从政府完全管制到政府管制与市场竞争并存的实践,为研究市场结构的决定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本文基于管制和竞争的角度,对我国2005年到2012年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市场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一般的经验分析认为,基金管理公司在规模、业绩、费用、治理和第三方评级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投资人的决策,并最终反映到基金公司的市场份额上。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经验分析不完全一致,我们的研究表明,基金的历史收益、规模品牌、团队稳定程度等指标的改善对市场份额影响最为显著;基金费用、基金数量与基金公司成立年数的影响其次;基金公司的评级特征对投资者的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基金行业 市场份额 管制 竞争

*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的资助(11YJC790215),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XTD5-03)。

再生资源产业替代如何影响区域节能空间大小*

——中国省域经济视角的实证检验

高艳红1  陈德敏2  谭志雄3

(1.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1331)

(2.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重庆  400044)

(3.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本文利用2005-2012年我国2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样本,基于随机边界面板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区域能源消费效率,并分别从数量和比率上计算各地区的节能空间;构建了我国节能空间与再生资源产业替代水平的状态分布图,并根据两个维度的高低取值划分出4种状态组合(HL、HH、LH和LL);采用SYS-GMM和DIF-GMM两种估计方法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与节能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识别,实证研究了再生资源产业替代对节能空间大小的影响。最后给出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再生资源产业替代  节能空间  随机边界面板生产模型  GMM估计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2&ZD209)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NO.106112015CDJXY010006)的阶段性成果。

差异化碳税的福利及就业影响分析*

——跨期CGE框架下的情景模拟

张晓娣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  要:本文基于跨期CGE模型情景模拟预测了对企业和居民征收差异化碳税的福利和就业影响。结果显示,差异化碳税的福利成本随减排目标及居民与企业间税负差异化率的上升而加速扩张;对企业减免碳税的福利损失高于给予居民碳税优惠。由于居民部门排放基数小,减排技术难度大,所以对生产部门免税相当于将减排重担转嫁给边际成本较高的居民,一方面导致居民税率激增,另一方面并未显著减轻企业税负,既降低居民收入和消费,又难以推动产出规模提升,最终显示为负面的福利效应。但是通过控制差异化率上限,能够将其负面影响维持在稳定水平。

关键词:差异化碳税  福利  就业  跨期CGE模型

“十二五”时期我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及效率研究*

李小胜  宋马林

(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安徽蚌埠  233030)

摘  要:本文应用一种新的碳排放效率测量方法:“零和博弈”数据包络模型,测算了“十二五”时期中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并按照效率大小对各个省份的碳排放额度进行重新分配。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发达省份,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地区以及江苏省和海南省,在“十二五”时期都是处在前沿面上,其他发达省份的碳排放效率也高于中西部省份,所有省份的碳排放效率都是逐年上升的,效率的趋同趋势明显。利用计算效率过程中得到的期望产出增加量和非期望产出调整量,重新分配各地区碳排放额度,发现发达地区重新分配后的碳排放额度都较实际排放的数据大,额度应该增加,效率低的地区额度应该减少,有的地区分配的额度甚至为负。为了达到有效,期望产出都是增加的,但期望产出调整的额度不是很大,未来碳排放交易市场调控的重点是碳排放额度重新分配。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  零和博弈DEA  额度分配  碳排放效率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拓展与实证分析研究”(批准号:14BTJ0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大数据的环境绩效评价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批准号:71471001)的阶段性成果。

工资刚性与国企效率损失*

张子楠1  王高望2  赵晓军3

(1.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北京  100081)

(2.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3.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通过在一个带有异质性厂商的增长模型里引入政府关于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管理模式,本文揭示了国企职工工资决定的刚性特征,并分析了这种工资刚性对国企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的影响。本文里,国企效率损失表现为两个层面:微观经济层面上企业自身亏损程度的加深,以及宏观层面上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在经济中要素和产出比重的下降。校准结果发现,工资决定方程的刚性特征大约解释了1993-2007年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24.84%的资本比重和36.40%的产出比重的下降。如果政府放松对国企工资的限制,将工资决定方程的刚性系数,从基准模型的0.347放松到0.1,则该段时期国企资本和产出的比重将平均分别增加13.84%和20.33%。本文的研究为国企效率损失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工资刚性  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

* 本文的研究得到社科重大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ZDA007)、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5TB006),特此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