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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方略、路径:“十三五”与中国经济之未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综述

【编者按】2015年12 月6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政府、学界、产业界、媒体和在校师生等300多位代表出席了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为“理念、方略、路径:‘十三五’与中国经济之未来”。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开局之年,论坛在总结“十二五”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重点展望了“十三五”面临挑战和发展前景,为在2020年全面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期以会议综述的方式汇集了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经济增长的红利:改革、科技与开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她首先针对目前国际、国内复杂的战略环境阐述了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指出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强使得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从国际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影响仍在继续,传统的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从国内来看,在“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存在长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以来,五年后的“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突出,其背后的原因是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粗放、环境恶化、资源约束趋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基本公共品投入不足以及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形势,五年以后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收入翻两番的任务非常艰巨。尽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13亿多人口、7000多万经济主体,而且政府有着很强的资金动员能力的国家,保证6.5%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在当前制造业“未强先高”、人口结构“未富先老”和国民经济的“未实先虚”情况下,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如何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孙祁祥教授认为全面小康不只是单纯的人均收入翻两番、经济收入翻两番,至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都达到优良的水平:一是衣、食、住、行要优良;二是空气、养老与医疗等自然环境和社会保障要良好;三是社会秩序要良好;四是道德风尚要良好。就空气质量来说,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绿色、循环、低碳,这种发展方式就要有大量的投入、要有高科技。通过关闭工厂来换蓝天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要投入巨资来治理陆海空全面恶化的空气、环境,资金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制约。就我国的制造业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已经超过50%,但中国现在只能说是制造业大国,仍不是制造业强国。过去几十年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之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是“未强先高”。目前国际上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国家已经对我国家低端制造业形成替代,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怎么样把中国的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低端移到中高端呢?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人口结构而言,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在于人口的“未富先老”和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很多的数据已经表明,我国老龄人口的规模之大,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世界是罕见。中国现在是唯一一个60岁老龄人口超亿的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2.1亿,65岁以上人口达1.3亿。从成年型社会转入老龄型社会,中国只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即使是日本老龄化程度很高的邻国日本,这一过程也用了20年。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高科技的方式来弥补,“未富先老”仍是必须迎接的挑战。就国民经济领域而言,经济“未实先虚”指的是实体经济受制于金融,货币市场收缩的现象很严重,因此,从人才和资金的角度压缩了我国现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空间,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发展是另一个非常大的制约。

孙祁祥教授最后指出,我们有信心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翻两番的任务。而这个信心来自于以下几个红利:一是改革红利。从1978年底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目共睹,连续三十多年9.7%左右的增长率创造了奇迹。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二是科技红利。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突破对于产业结构改革、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都将起到重大的作用。我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来改造传统产业,释放巨大的需求。三是开放红利。过去三十年的各项改革不管是辉煌还是挫折,不管是成就还是问题,不管是机遇还是挑战,只是构成我们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序曲。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明确的,理念是科学的,方略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巨大的,路径是曲折的,当然信念必须是坚定的。

开放与经济:统筹国内国外发展的两个大局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发表了题为“从开放的角度阐释我国经济”的主题演讲。众所周知,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动力,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个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开放依旧是中国最重要发展理念之一。龙永图先生指出在新的五年规划中,包含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

一是对外开放将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外发展两个大局,并推动其相互协调,良性互动。随着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应反馈这些年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首先,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到的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可以把我国对外开放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与之相连的中西部,使中西部地区从过去对外开放的后方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次,“一带一路”战略面对全世界最贫穷、最封闭,也是最落后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亿人口,一个重点就是要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带入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摆脱过去那种长期被边缘化的地位。所以,“一带一路”战略能够统筹国内国外的发展。

二是,对外开放战略应该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一个基础。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话语权问题,不是为了满足中国的一己私利,而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整个体制能够得到平衡的表达和反映,同时也是穷国与富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老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由于没有很强的经济势力,加之一些观念非常落后,很难谈到话语权,因而造成了我国的外交官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只有随大流的权利,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有实力且国际上也需要中国代表新兴国家来改变当今国际经济体制中一些不平衡和不公平的地方。

中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构成对目前全球体制和秩序的挑战和颠覆目前的全球体制,而是希望能够完善这个体制,在新的领域里面参与新的制度和规则的建立。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做法,要认识到尽管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经济实力并不是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因素。龙永图先生认为在参与全球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一是应该更加注重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二是在价值观念方面,要充分体现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很多全球的价值观,在发挥话语权的时候充分体现这些价值观就会得到大部分国家的尊重;三是要有人才,特别是具有丰富国际经验、英语特别好的人才,这是中国逐渐在全球提高的话语权所必须具备的。

龙永图先生最后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一是要有利于自己,第二是一定要有利于全世界。入世和市场开放,不仅充分释放了中国自身的经济活力,而且把中国的家电等产品带往全世界,在使中国成了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使全世界享受到了中国的产品,使得发达国家那么多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方面有更大的余地,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相信“一带一路”这一开放战略的提出也将不仅利于中国的平衡发展,也利于全球的平衡发展。

发展实体经济,降低杠杆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降低杠杆率——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的主题演讲。李扬首先指出本轮全球危机事实上是一场债务危机,因此去杠杆或降低杠杆率是解决危机一个必要条件。次贷危机开始于美国,由金融市场的产品问题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进而引发至全球金融危机,且仍在延续和恶化。一些前瞻性的判断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场债务危机的主角,中国作为杠杆率不断提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预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类金融的创新发展,巨量的货币和信用源源不断注入并滞留,呈现与古典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危机四阶段已不再明显,而仅表现为繁荣和萧条。目前中国经济下滑的状况本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从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应来看,数字货币已经非常宽松了,只是滞留在经济领域中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这样一种状况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导致传统的通货膨胀机制发生了明显改变,即在过量的货币和信用,在实体经济中转化为全面通货膨胀之前,由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带来的金融危机就已经爆发了。因此,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的发生可直接经由资产价格路径而不是传统的一般物质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增加货币和货币供应很难奏效,因为巨量的货币滞留在金融领域中,不能转变为信用,全社会的紧缩局面就此形成。

李扬教授接着从中国的负债、资产、各个部门分析了中国债务率和杠杆率,整整覆盖了12年的情况。首先看债务率。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家负债率在上升,2007年总资产284亿,2013年691亿,即2007年-2013年国家负债率从41.8%提高到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增速相当高。企业从98%提高到123.1%,金融部门从27.6%下降到18.4%,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总体债务总额是是150.03万亿,从2008年从170%上升到235.7%,六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把总资产和总负债对比,可算出到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103.3万亿。如果剔除无流动性及流动性不高的资产,能够立刻变现来还债的流动性资产有28.5万亿,很多国际组织根据该数据推论说中国能够应付1.5次金融危机。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一个小概率事件。从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变化来看,传统上中国人不习惯借债杠杆率很低,但是近年却上升的很快,从1996年开始的购房制度改革及大量的金融鼓励消费,促使居民杠杆率明显提升,但是还远未到危险的程度。从非金融企业部门(企业)来看,在这次金融危机前杠杆率非常平稳,但2009年之后企业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需要高度警惕。因为中国关键问题在企业,一旦企业出问题马上银行就出问题,银行出问题马上财政就出问题,财政出问题马上经济出问题。所以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企业的负债率上升,如果企业停产、整顿、兼并重组马上会出现许多不良资产,引发对整个金融系统、财政系统、经济系统重大的冲击。

针对如何去杠杆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管理,李杨认为要么偿还债务,要么杠杆转移,要么稳定经济稳中求进,相较之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去杠杆的治本之策。就卖资产还债而言,在国内有可能做到,但在国际上就不一定,因为很多资产外国人不买无法定价;其次是债务减记,美国曾采用此方法。但是减记接近赖账,即便可行也会对市场产生负的紧缩作用,导致信用收缩;其三是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类似美国的做法,资产负债表扩张,或者买一些有问题企业的产权。应当说,这在当下是有用的,但是需要考虑中央银行承接后什么时候能够退出的问题。就杠杆转移而言,我们可以债转股,就把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转到居民手上,或者是转到另外一些非金融机构那里,这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但把负担转移到投资者身上,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式;就管理资产负债的结构风险而言,中国资产负债表在结构上还有很多问题: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货币和资产的错配。因此,扩大真实的GDP规模,发展实体经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去杠杆的治本之策。

“一带一路”倡议与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理念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跃生教授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理念”的演讲。他指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要领应在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并呼吁应从两个层面深入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平台的重要内涵:一是通过为周边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实现国内外产能跨区域合作以及国内与周边国家的共赢与协调发展;二是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国际经济治理改革,进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倡导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理念,这是“一带一路”对国际经济最好的公共产品供给。王跃生指出,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于战后初期,是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的维持主要依赖布雷顿深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关贸总协定与WTO(国际贸易体系);IMF和世界银行(全球性金融治理结构);“七国集团”(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四大支柱,其理念与原则主要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更符合处于领先和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被排斥在外,或者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是规则的接受者。这些规则既不合理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王跃生认为:在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新兴国家希望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在竭力维护这种旧秩序和旧格局,如美国通过倡导TPP、TTIP、TISA等来排斥异己。在如此国际环境下,中国应一方面与美国等国家在既有的格局内博弈,力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和重构;另一方面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循环圈。新的战略路径需要用新的理念来武装,新理念的新应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不仅是要解决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也不仅仅在于通过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在于倡导和践行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中国规则。

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发表了主题为“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的报告。他指出,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高速增长平台。为处理好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移和优化、促进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十分需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

贾康认为中国必须注重理性供给管理的主要因素在于:(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未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合理的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举措;(2)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依然很大亟需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京津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协调发展;(3)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特别是贯彻应对环境挑战的“绿色发展”战略方针;(4)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走创新性国家之路;(5)经济社会转型还在持续过程之中,还应该继续为支撑全面改革垫付和填补转轨成本;(6)我国国防和必要的重点建设,仍需客观的资金做重点支撑。健康的主张是,应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入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上来,坚持有所区别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既可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又可以适应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推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贾康建议调整人口政策、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金融改革、切实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改革。

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路向

曾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的香港执业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我国今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路向”的报告。首先,梁定邦在总结我国股市过去八年两次大调整过程中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几大弊端:(1)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没有及时采集与运用。2015年上半年股市不断攀升,已经远离经济基本面,加上高度的杠杆,已经形成极大泡沫与系统性风险。然而,在公众媒体凝造浓厚牛市气氛下,当局没有忠告投资者,也没有采取措施避免泡沫延伸,例如顺应市场波幅加大期货交易成本、减低杠杆、监管P2P的股票抵押比例、监控境内外中国股市有关的股票与衍生工具场内外交易情况等。(2)检查系统失效。在价格与交易量快速攀升的情况下,难免在现期市场出现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等不当行为。监控系统仅仅依靠交易所是不行的,因为其监控系统集中于场内交易,大量不当交易行为无法及时发现。监控系统没有跨市场、跨产品的整合功能,监管机构的市场监控人手也严重短缺。(3)金融监管机构缺乏检测系统性风险的明确使命。例如,1995年的《中央银行法》并没有明确央行的金融体系风险监控职能,1993年商业银行法、1995年保险法、1999年证券法和2002证券投资基金法虽有修改,但基本停留在“分业经营”概念之下,缺乏一个拥有监控系统性风险职能的监管机构,均是“各扫门前雪”。(4)金融发展已远离金融法律的管辖范围。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建立于“分业经营”理念,但市场发展已远远超越该概念。现在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有繁多的金融理财产品同时贩卖给大众投资队伍。因《证券公募基金法》只限于200人以上的基金才可向公众募集,所以从2014年开始,证监会允许200人以下的私募基金在中国资产管理协会备案后可向不超过200个持有3百万资产并投资一百万以上的投资人募集。然而,私募基金爆炸性增长,有超过21000个基金在协会备案,管理超过4万亿的资产,包括上市/非上市股权、债券、商品/股指期货、创投资产及其他各种资产。再者,互联网金融已兴起,例如P2P平台、网上众筹、销售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工具等。(5)投资者没有得到保护。主要表现在,不存在明确的金融产品准许制度,没有一套完整与专注的制度保护投资众多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发达市场的“KYC(认识投资者)”,“KYP(认识产品)”以及“适当产品推介”标准在中国监管制度夏不存在,金融机构与人员不受统一的《执业操守准则》所管治并予以问责。

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梁定邦认为我国今后的金融监管体系发展应重新审视所有的金融法律,确保其与时俱进性,并建立凌驾每个金融监管机构之上的金融系统安全机构。新的金融法应具备:(1)任何金融法律应具有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的职能,且每个监管机构有职责向金融系统安全机构报告有关信息及在其监管范围内执行金融系统安全机构的指令;(2)统一标准以监管所有理财产品的发行、销售以及机构和人员的《职业操守》,并考虑把与投资者接触活动的职业操守统一监管,例如将所有理财职业操守监管交给一个监管机构;(3)统一监管所有对公众发行的筹资工具包括股权发行,债券发行(除国债,但不包括地方债),并采用严格及狭窄公众发行定义;(4)非公众发行的筹资产品应纳入监管范畴(例如:私募资金);(5)建立统一互联网金融监管标准。

在“把握全球发展宏观走向、探讨经济社会前沿热点、促进政商学界良性沟通、引领中国持续健康发展”四大目标导向下,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严谨、热烈、深度思索的氛围中落幕!

 (黄昊、张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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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2015年12月5日至6日,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经济科学》编辑部、《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及江苏鑫南集协办,来自22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9家知名经济学期刊代表及在校师生等四百余人到会参加了研讨。

开幕式由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刘怡教授主持,她对中国财政学论坛的发起背景做了介绍,并对支持论坛举办的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转型升级的新时期,中国财政体制在宏观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支出结构、税制结构改革、地方债等方面仍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中国财政学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指出,财政是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综合性的问题,财政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思维方式的挑战。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表示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程中,现代公共财政制度需要重点做好政府预算改革、税收改革、政府支出、平衡预算四个方面的工作。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强调重构财政理论的重要性,包括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利益需求、建立新的财政学概念。

开幕式后举行了两场题为“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和“税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主题圆桌会议,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财政政策如何改善收入分配以及税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随后举行的5场分论坛和27个分会场的研讨内容涉及到公共财政领域中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各个层面,包括营改增、教育财政、财政支出、政府间关系、政策发展、转移支付、收入分配、政府治理、预算与制度、公共政策评估、财政分权、税收与企业、政府债务、宏观财政、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等热点财政问题。在闭幕式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给本次论坛的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中国财政学论坛”是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为财政学、税收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高层次平台。论坛今后每年由各理事会成员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举办,继首届论坛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之后,下届论坛将于2016年在厦门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财政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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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9月19日至20日,“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Institutions, Refo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美国新兴市场研究协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merging Markets)合作举办,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参与资助。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近百位经济学者共襄盛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对参会的各国和地区的学者表示热忱欢迎,并详细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宗旨和意义。她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并且当下正面临着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希望本次会议能够给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些重大难题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秦雪征副教授主持开幕式。

美国新兴市场研究协会会长Josef Brada教授就跨国公司FDI受本国和所在国的政府腐败影响进行了主题发言。斯坦福大学Scott Rozelle教授在他的主题发言中探讨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地域分布等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宋敏教授对企业欺诈和企业现金持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前IMF官员Vito Tanzi博士就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和运营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9月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与会的经济学者就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金融理论与实践、保险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劳动力、国际经济理论与世界经济问题、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等研究领域,分别参加二十余个主题分论坛的讨论。

本次论坛共收到国内外英文论文投稿130余篇,通过评审参会的论文近80篇,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银行、加拿大银行等数十家高校和机构的学者在论坛中宣读和研讨了各自的入选论文。

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第三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举行

2015年7月16日至17日第三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在第三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期间成功举行。该年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和China Economic Review共同组织,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并同时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的陈志武教授、美国西北大学Joel Mokyr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Jean-Laurent Roseonthal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Carol Shiue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Sevket Pamuk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李伯重、龚圣启、北京大学管汉晖、清华大学龙登高、上海交大曹树基、河南大学彭凯翔等国内外经济史领域的专家参加了年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年会上致欢迎辞。她指出,经济史专业是我国高校中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之一,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传统专业。该专业不仅有着深厚的基础,而且受到高度重视:学科开创者陈振汉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经济史研究权威;之后,涌现出了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在研究中特别重视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并服务于现实经济的需要;近年来,随着陈志武教授的加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量化历史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使这一传统的学科换发出新的活力。孙院长相信,量化历史研究在未来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她表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愿意与各位经济史领域的专家学者一道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史学研究跻身世界前列而努力。在16日的大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史领域的著名教授就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主要研究成果等做了主题演讲,17日则分为三个分会场进行研讨。近30位入选论文的作者就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陈述。这些论文事先经年会组委会从60余篇论文中选拔出来,其中约半数为英文。参会者与发言人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量化历史讲习班的学员们全程参加了这次年会。他们主要来自北大暑期学校选修经济史课程的学生和从国内其他高校选拔的青年教师及研究生。通过学习学员们不仅对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了系统的了解,而且有幸聆听国内外著名学者介绍经济史研究课题,收获颇丰。陈志武教授的清代和民国民间经济关系研究、彭凯翔教授传统中国市场价格的形成及整合、李伯重教授经济史中的GDP研究与历史国民账户系统、方修琦教授历史气候的变化及其影响、曹树基教授中国人口数据库的建立及传统中国地权结构演变、龚启圣教授清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和基督教的影响、龙登高教授明清土地权利等研究课题以及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的研究均引起学员们高度兴趣。

本次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的成功举行不仅引发更多学者对国内经济史研究的关注,同时通过鼓励学界用规范的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有利于我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接轨,在推动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管汉晖、李明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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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北京大学《经济科学》编辑部发起主办、湘潭大学商学院承办的“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4月28-29日在湘潭大学召开。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趋缓、产业结构面临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发展生态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当前经济领域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此会议的召开是《经济科学》响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号召,坚持从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引领经济学研究方向的一个举措,同时得到湘潭大学的积极支持。会议围绕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以及环境审计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湘江流域城镇化发展与协同治理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济科学》副主编王立彦、洪宁、于小东,编委王志伟教授专程前往,并与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商学院副院长李勇辉、商学院教授田银华、陈湘满,以及中南大学商学院肖序教授、西藏大学财经学院贡秋扎西院长等一同在会上作了发言。

与会代表认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树立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生态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应以生态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立协调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确立我国资源利用的新方针,以此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如污染企业的转移、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跨界污染的协同治理、政府的环境绩效和财务审计,以及治理污染的成本如何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进行分摊等,核心在于树立生态经济的新理念、增加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和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湘江流域是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高、发展迅速、空间冲突最尖锐的地区,具有典型性,值得具体而深入的研究。《经济科学》副主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立彦教授在研讨会上还介绍了他牵头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价值补偿标准与环境会计方法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进展。  (韦小泉报道)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征文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2015年的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对2016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了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目前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发展也需要更多学者提供具有政策启示的学术研究。为此,《经济科学》拟定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现向专家学者征文。

本次研讨会的征文范围为金融或与金融领域直接相关的,且未公开发表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学术性论文,包括政府债务、影子银行、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政策等热点问题。

征文要求如下:论文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8万字,格式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参照《经济科学》刊用稿体例进行编排(参见http://jjkx.pku. edu.cn)。论文首页为作者信息页,需写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或职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论文正文中不再显示与作者有关的任何信息)。正文首页右上角标注“学术研讨会征文”。请作者于2016年7月31日前,将论文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本刊编辑部,邮件主题注明“学术论坛征文—作者姓名”

征文经评审专家评审后,于2016年9月上旬通知作者结果。研讨会将邀请入选论文作者在学术研讨会上展开讨论,优秀入选论文将在《经济科学》发表。

《经济科学》编辑部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大楼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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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未标题-2

“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

 

“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Institution,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新兴市场研究协会(美国)(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merging Markets,SSEM)合作举办。会议将涉及经济改革的各个领域,如金融体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教育与卫生体制改革、经济制度沿革历史与跨国比较等等。本次会议来自国外的主题发言人包括美国SSEM协会主席Josef Brada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学者Scott Rozelle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门前主任Vito Tanzi博士、耶鲁大学及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会期:2015年9月19-20日,9月18日参会者报到。

二、会议地点及电话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大楼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 100871
电话/传真:010-62754237

三、会议内容
1. 制度建设和改革及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影响。
2.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规制、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制定。
3.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跨境贸易与投资。
4. 亚洲、美洲和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5. 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政策,工业技术部门等改革的国别研究。
7. 经济史及其对当前经济政策的启示。
8. 在新型国际关系形势下新兴市场国家及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9. 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四、会议投稿与注册
征稿启示及会议信息:http://econ.pku.edu.cn/en/displaynews.asp?id=11557
会议论文(英文)投稿网站:http://editorialexpress.com/conference/EEM2015/
注册及缴费网站:http://meeting.5upay.com//web/index.action?meetingId=208

五、会议联系人
1. 主办方联系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秦雪征副教授 电子邮箱:sepku_conference@163.com
2. 联合主办方联系人:美国新兴市场研究协会(SSEM)
Ali Kutan 教授 电子邮箱:akutan@siue.edu

郑 重 声 明

 

最近一段时期,本刊接到多位作者反映,某些个人或组织盗用《经济科学》名义利用网络进行诈骗,通过设立虚假学术中介或钓鱼网站等方式骗取作者稿件,甚至采取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手段获得非正当盈利,给本刊声誉造成损害,同时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此,《经济科学》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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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便于匿名评审,请另页打印作者信息,包括:文章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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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非盈利性机构,为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按照国际学术期刊的规范编辑工作方式运作,坚持以质取文。请各位作者在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进行论文写作的同时,按照编辑部要求的方式进行投稿,谨防自己的智力成果被他人侵占或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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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国富论坛

新常态、新机遇、新挑战: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

001

2014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经济学界权威专家学者、产业界杰出代表、北大校友及在校师生4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章政教授主持,来自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的各界嘉宾就“新常态、新机遇、新挑战: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这一主题展开热烈地讨论,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能引发人们思考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思路和新对策,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常态下的六大风险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祁祥院长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词。孙祁祥教授指出,对于当前经济新常态、新机遇和新挑战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脱离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在内的整个国际大环境的理解和认识。她把当今国际社会概括为“五化”社会,即“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社会”、“金融化社会”、“老龄化社会”和“风险化社会”,这些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以“大智移云”为特征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对许多行业和领域均产生革命性、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在不可避免地改变着资源、人口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同时,对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也是确定无疑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发展,其高流动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不稳定性的特性对整个宏观经济具有典型的“双刃剑”作用。因此,上述特性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呈现出高度复杂、广泛的联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风险传递、蔓延的速度在加快,任何一隅的问题都会很快地演变为全局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这一切无疑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驱动方式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因此,孙教授指出,在经济的新常态下讨论新机遇、新挑战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加深对国际社会特性,特别是对风险特性的认识。
孙教授认为,近些年来,危机呈现出来以下四个重要特征:第一,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无论是从经济危机来看,还是从自然环境危机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危机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第二,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第三,危机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特别是环境和自然危机,它将通过影响自然资源的分布进而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冲击;最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越来越大。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单一风险标的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每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也在逐渐增大。具体到中国,孙教授提出了六大风险源:一是高度复杂、联系广泛且脆弱的金融体系;二是具有潜在威胁的“三农”问题;三是恶化的生态环境;四是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五是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六是腐败和商业贿赂的蔓延。上述主要风险涉及到经济、金融、自然、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由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来自这个系统内的不同载体所产生的风险是可能相互传递、广泛蔓延,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个领域的。比如,悬殊的收入差距问题看似是一个分配问题,但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演变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看似自然环境问题,但会在极大地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所产生的风险会极大地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稳定性预期,由此影响人们当前的消费,进而阻碍由消费所拉动的长期经济增长。腐败不仅仅只是一个降低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的问题,所造成的也绝不仅仅只是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经济损失,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扼杀了人们创新的意愿,而这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风险更是会通过商品、资本、货币的流动而采取跨国、跨境、跨业的方式传入我国。这就要求我们在识别、防范、管理风险时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角。在经济的新常态下,孙祁祥教授认为我们更要认真研究、识别、评估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各种主要风险,并对风险的载体、主要风险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加以认真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手段。只有对风险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只有认真做好风险应对的准备,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增长动力的成功转型才是有基础、有保障、有成效的。
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就“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问题深入且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目前存在“四期叠加”的压力:一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甚至中低速的换挡期;二是经济规模长期迅速扩张形成的深刻的结构矛盾需要调整,而结构调整主要是存量调整,摩擦非常大,因此存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三是反危机以来强有力的刺激措施形成过剩产能和过度投资需要清理,即进入危机之后的消化期;最后,世界经济复苏非常复杂,不同经济体的复苏状况各异,因此很难对这种复杂的局面进行简单的判断,即很难判断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而使中国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经济战略重组期。这些给我们判断中国的短期增长和失衡,以及中长期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讲,其宏观问题无外乎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进行管理。然而,刘伟教授认为,现在更需要强调一下对经济供给方面的关注。他研究发现,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更多是结构问题,可以称之为双重失衡,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危险。经济下行的危险,一方面源自投资疲软,而投资疲软不是没有资金,而是没有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源自消费的需求疲软,而消费需求的疲软不是由于国民收入没有提高,而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关于通胀的压力,刘伟教授认为这种压力是潜在的。虽然当前通货膨涨率并不大,这三年都略高于2%,预计明年会低于2%,但是可能导致通胀的潜在原因极其复杂,不只是单纯的需求拉上,还存在更为重要的要素结构问题、成本结构问题、进口贸易结构问题和国际收支结构问题。因此,刘伟教授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宏观失衡以及面临的双重风险,不是简单的控制增长速度或者是调整增长幅度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后面一系列的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需求管理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供给管理问题。
目前无论是从投资还是消费需求来看都是在收紧的,所以估计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有所减弱。但是,如果从供给方面来看,则存在着一些乐观的因素,一个是油价,另一个是体制创新。目前油价的下降可能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成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刘伟教授认为更重要的是体制创新,即向改革要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具体项目,其中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以及一些省市正在进行的农村确权问题,这对中国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影响都将是极其巨大的。所以这几大方面的改革,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产生的供给效应,即前面提到的生产能力、竞争效率,都会起着短期非常强烈,而且长期非常持久的作用。因此,将这两方面的供给冲击结合在一起,估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比今年低一点,但是不至于低很多。另外,以目前经济增长对就业弹性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达到6.5%以上,中国的失业率就不会上升。总之,刘伟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在增速和结构调整之间找到一种均衡,增速太快,结构调整会放慢,所以在这两个之间可能要构成一种均衡。而这一均衡可能要更多的关注到中国的体制变化所带来的供给冲击。
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战略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就“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战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针对当前人们对出口和吸引外资的质疑,他首先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仍然需要出口,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正逐渐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个穷国,在没有完全完成城镇化之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因此我们还需要外需消化过剩产能;第二,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还需要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而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大都是初中文化水平,我们还需要通过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来吸纳就业人口;第三,我们需要通过出口继续参与国际分工,如果关起门来发展我们的制造业,那么就不知道新的国际标准、新的环保标准、新的质量标准是什么,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在加大出口的同时,龙永图先生强调,我们还需要解决效率问题,特别是结构问题。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是顺差,对GDP增长贡献4%,而服务贸易是-6.2%,因此,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适当地减少中国的货物贸易,并大大地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龙永图先生还认为,在新常态下,增加进口可以推动产业的升级,扩大服务业可以提高我们国际服务贸易的附加值。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寻求新的增长点的重要措施之一。此外,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阶段,我们必须扩大进口,把全球最好的资源、最好的产品、最好的零部件、最好的原材料、最好的专利、最好的人才都通过进口的方式整合起来,使中国的进口成为促进中国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的重点是吸引外资,到了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吸引外资呢?龙永图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还必须坚持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政策,进一步改善我们吸引外资的环境,其原因有:第一,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从国际投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继续从国外引进外资,使得中国产业成为全球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现在国际上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产业链与产业链的竞争。中国只有通过吸引外资和国外众多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条一条的产业链,形成一个一个的产业网络,中国经济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企业才可以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成为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才可以说真正融入了全球经济。第二,从国家安全政策和经济安全政策出发,要继续吸引外资,通过吸引外资来形成这样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利益格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龙先生认为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新常态、新机遇和新挑战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先生以上海市为样本,就“上海的新常态、新机遇和新挑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介绍了新常态下的上海现象。第一,上海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在1992-2007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年均增速为12.7%,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上海落到了1位数的增长,而全国是2010年、2011年开始从两位数回到1位数的增长,上海比全国实际上是要早2-3年,所以从经济增速上看,上海较早地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有一个现象,上海的稳定性较强。比如从2011-2013年上海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大概只有0.5个百分点,但是同期全国的波动率大概是1.3个百分点;第二,上海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先于全国,在2013年上海服务业的平均增速高于制造业4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增速仅高于制造业大概1个百分点。现在全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为46%,而上海已经达到了62%。具体来讲:在利用外资方面,上海估计有90%都是在服务业;在产业融合方面,跟全国相比更为突出,产业优化升级、产业融合,特别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已经成为上海产业结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和亮点;第三,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上海已经逐步减少了对过去旧常态下增长动力的依赖,比如说这几年上海投资增长仅为3-5%(全国是14-16%),但支撑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所以上海对投资的依赖在减少;在要素投入方面,过去投入方面主要是靠土地,上海这几年土地的建设用地是零增长,全国来看应该说建设用地的增长还有一定的规模。因此,屠市长认为,上海更多的,或者是更为急迫不是传统投入要素的投入,而是通过加快改革开放创新,突破制度的约束。
为适应这个新常态,中央对上海提出了要能够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这样一个总体的要求,上海根据自身情况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积极的探索和应对,以使上海的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应并努力做到引领新的常态。从上海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屠市长认为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用新的理念、思路、方式来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上海从1992-2007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到2008年经济增长从两位数变成个位数,当时大家就觉得很不适应。很多人提出来在投资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制造业的重大项目方面是不是应该加大努力,也就是产生了一种用老思维、老方式来应对经济增展减速的倾向。然而,经过分析认为,上海经济增速回落不仅仅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关键是内在因素,即上海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别是发展的阶段到了服务经济为主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下降有一定规律性,因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而不能走回头路。基于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市委市政府在2010年的时候提出来要减少四个依赖,即上海经济的发展必须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减少对重化工的依赖,还有减少对一般性、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的依赖。所以若从旧的常态思维、理念和方式去应对,当时增速可能会上去,但是不可能长久,因为它不符合这个规律。所以说,怎么样能够不断的用新的理念、方式和思路去应对新常态是我们必须要把握好的;第二,如何在实际工作当中要妥善解决好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当中的各种困难。新常态不是在真空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新常态,实际上这个新常态是在旧常态的基础上,甚至在旧常态还在不断的运行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常态。所以它和旧常态之间还有很多的连接,还有很多方面的关联。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妥善的处理好从旧常态到新常态过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困难。我们目前的经济困难,既有过去旧常态下的老矛盾,同时又有新常态下的一些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所以在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把握好,不能实现向新常态的过渡,可能出现更多的风险和问题,例如,如何避免在经济增速下行时出现短期过大的失速的风险?如何防范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房地产、地方债务、不良贷款上升碰头的风险?第三,如何积极应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我们说要认识、把握、应对好新常态,但是更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旧常态是有它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新常态下的矛盾和问题也非常多,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在对外开放方面,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进入重构期,已经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进入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从经济标准进入到价值标准等等,我们还有很多的不适应。因此,自上海成立自贸区一年多以来,不仅中央政府对上海没有一分钱的税收优惠,而且要求非常的明确,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要建立制度高地,这就需要上海进行制度创新。因此,上海要根据制度创新的任务,应对全球投资贸易格局的重构,建立起一套适应国际投资贸易需要的,按照国际惯例来推进的这样一套制度。总之,如何在新常态下适应新常态的新的挑战,屠市长认为,这恐怕不亚于在应对旧常态下的那些挑战,这个挑战还不局限于国内,因此我们必须要积极从思想上、理念上去适应和应对好新常态下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
新常态下的两个问题:产能过剩与信贷过度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先生以“新常态下需注意的两个问题”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面对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其中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五年半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的速度,即今年第三季度是7.3%,仅仅高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6.6%,而且11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又继续下滑,且下滑的速度比较快,下滑了0.5个百分点,新的订单还在减少,说明整个制造业还比较低迷。面对经济的下滑,杨凯生先生比较赞同2014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目前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来看,他认为我们固然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究竟会不会继续下滑,究竟会下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区间,但更需要警觉的是,为了应对一时的经济下滑而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继续加剧产能过剩和信贷过度,这可能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积聚更多的风险。另外,杨凯生先生从我国目前新增就业人口的数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得出,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影响是在可以接受的区间里,其中新增就业人口保持相对平稳,到第三季度新增就业人口为1000万人。其次,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较为平稳。按照有关部门的全国城乡一体化住户的收入情况的调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是10.5%,扣除物价因素,增长是8.2%,超过了GDP的增速,也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杨凯生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的下滑,但是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在稳增长、稳投资任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拖延过剩产能的消化,十分容易加剧信贷过度的问题。比如说过剩产能的问题,这几年这个问题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的范围已经从过去常说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几大行业扩展到了所谓的新兴产业。由此可以得出,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因此,在目前稳增长的过程中,一定要力求避免过剩产能的进一步扩大,否则就很难进入比较健康的新常态。其次,在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过度信贷是必须要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我国居民的负债率应该说是很低,但是,相比之下,我国企业负债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高的。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还不够,中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例还不协调,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等等,但是杨凯生先生认为这可能源于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我国整个GDP的增长是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因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最好要减少对投资增长的依赖,同时要汲取过去的教训,稳投资要有新的要求,即三要三不要:投资要有利于调结构,而不能再增加过剩产能;投资要充分地利用民间资本,而不能仅仅依靠国有资本;投资要增加更多的股权类、资本类的投资,而不能主要靠银行贷款。
新常态下的新动力:互联网金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就“互联网金融辨析”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互联网金融是新常态下的新动力之一。李扬教授首先指出中国互联网金融肇始源第三方支付,但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较少的是像中国这样做互联网的去做金融,较多的是金融使用互联网,这源于:一是互联网金融看起来还不是一个稳定的业态;二是它取代了传统金融业态中的一些东西,使得互联网可以运用原来一些非标准化的数据。
基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的新变化与新特征,李扬教授重点讨论了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的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互联网金融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还构不成一个稳定的业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管制非常严重,只要有新的平台,他们就会用这个平台去突破管制,所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说是借助互联网平台来从事现行金融规制下不能从事的一些业务。第二,应区分互联网货币与互联网金融,以及它们对中央银行和资源配置带来的新冲击和新影响。在分析互联网金融时,李扬教授认为需要将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分为如下两支,一支是互联网货币,另一支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货币是去中央银行化的,是私人货币,客观地说是货币的私人化。此外,现在互联网货币已经现实存在,目前有三种状况值得关注:一种是它和法律货币之间不存在关系;另一种是存在不可逆的单向兑换关系;第三种是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是可以兑换的,这个兑换的基础在于数字化产品越来越多,而数字化产品是在互联网上形成的。同时,李扬教授还指出,如果剔除互联网货币就会发现互联网金融还在现有的货币金融的框架下运行,不过是给了一些新的平台,给了一些新的手段而已。对此,他认为可以从技术和金融两块来分析。从技术上来看,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依靠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展起来的金融活动,主要的功能是提高效率;从金融上看则具有改革意义,它是将资源配置与支付两个功能有效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加少量的小额贷款。基于上述的架构,李扬教授得出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是具有革命性特别是信息革命作用。
李扬教授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指出了,我们在面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时应当持什么态度。首先是利率市场化,其关键是要让资金的需求者、资金的供应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通过资金供求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置。其次,在混业经营框架下发展直接融资。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基本上是混业产品,它有银行存款的功能、证券的功能、保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我们对现在的分业监管格局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新改变。再次,改变现有的由中央银行统治的支付清算体系,促进支付清算的市场化。最后,需构建更为完善的监管体制,所谓更好的监管一定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一定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些监管,而不是强化政府干涉的监管。
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与转型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念沙先生就“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与转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重点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问题。徐念沙先生首先对企业的目标问题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企就踏上了改革之路,并在不断地探索国企改革的目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脱困,是怎么解决几千万下岗职工生活问题,避免引起大的社会矛盾,但是今天国企改革目标已经不是脱困了。按照经济学理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在新常态下,随着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的不断变化,从股东、员工、客户到政府与公众。各个利益主体诉求也各不相同,存在着冲突,所以要想改善发展的环境,企业家就要不断努力去协调,以满足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因此,随着企业组织的成熟,企业发展目标逐渐从实然走向应然,完成从利润最大化到社会责任的嬗变。对企业家而言,市场要求企业规模最大化,股东要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政府要求企业上缴税金最大化,民众要求企业社会责任最大化,股民要求投机收益最大化。面对方方面面的评价,企业家如何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实现总体均衡?所以,在新常态下弄清楚国企的目标和意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尤为突出。
徐念沙先生接着回顾了经济转轨期企业改革走过的路程。他先是回顾了上世纪兰格与米塞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阐释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提出的激进式改革方案。在杰弗里•萨克斯等人的主张下,前苏联采取了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政治体制发生了动摇,社会信心受到打击,造成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其疗效不言而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结合自身国情采取了谨慎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动物精神”中的正能量,有效规避了其中的负面影响,尽可能缩小了改革成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稳定。特别是,政企分离、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既激发了宏观经济的活力,又从微观机制上有所突破,孕育出了活跃的商业创新主体和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今天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放眼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阶段,日本、韩国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阿根廷、马来西亚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徐念沙先生援引了二战以后两家汽车企业的例子,即日本的丰田和阿根廷的凯萨,对比分析得出: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企业创新转型,都不能简单的照搬。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要适应国情民情、人文法治环境、社会基础等条件,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尤其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要重视市场经济,建设有效市场,更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升社会的整体价值。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政府怎样管、管什么,徐念沙先生认为要辩证来看。现代政府的作用是有意识地去创造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激发有利于创新和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有效遏制腐败欺诈。十八大以来,方向更明确,力度更大,简政放权激活企业信心,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正,旨在形成一个治理有效、问责有效的政府。
徐念沙先生最后指出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就是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他提出在三方面进行探索:一是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当前的经济理论分析并没有加入“动物精神”等相关要素,忽视了企业家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与现实相去甚远,在中国亦是如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西方经济理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八大精神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对经济学而言,更重要的是,定义“新常态”和“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二是国企改革的实践探索。国企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也在不断完善,从未止步,向世界更高的标准看齐。三是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全能企业”的目标,常常让企业可想而不可为,这是不是对国企的未来发展更重要和更应该进行的改革呢?所以,厘清这些问题,提升国企目标的科学性和持续性,是十分必要的。国企改革目标的统一认识有赖于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新常态下的财富的收益与风险配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教授就“财富的变迁”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目前的财富不断增长,而如何管理财富正在成为新的挑战。为了更好的理解今天的财富水平,以及今天是如何进行财富管理的,陈教授把时间往回推到原始社会,即通过考察当时有钱的人是如何找到财富载体去进行投资管理,进而说明我们今天面对的选择是多么丰富。陈教授进一步考察了什么时候在人类社会的投资组合里面,在解决理财挑战的时候开始加入了更多的金融工具。根据现在的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来看,最早可追溯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刚刚兴起之时。相比之下,即使到了18世纪的中国,金融资产在一般的有钱人的财富中占比是非常少的。根据他对18世纪不同被抄家官商的资产及投资结构的研究发现:土地、房产和田的占比随着财富增加而越来越多。回到现在,根据西南财大甘林做的问卷调查发现:虽然现在中国个人不能进行土地投资,但是在一线城市房产占家庭净资产大约为79%,二线城市为67%,三线城市为66%。陈教授由此得出:中国家庭房产方面的占比可能比18世纪中国有钱的家庭没有什么改善,即不动产的占比太高。
陈志武教授最后指出,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美国最富有的前百分之十的家庭财富增长了2%,而中等财富家庭的财富却缩水了40%,其缘由是跟我们中国现在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家庭一样,中产阶级的美国家庭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放在房地产上,所以2007年以后房地产价格猛跌,再加上住房按揭杠杆的效果,导致这些家庭的平均财富缩水了40%。而相对而言最富的1/10的家庭,他们不仅仅有房地产类投资,更重要的有股票、PE基金等等,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使得他们的财富不仅仅在金融危机的三年里没有缩水,反而上升了一些,因此,不难发现这种反差跟他们的财富结构密不可分,这一点对于中国今天的个人、家庭和企业以及方方面面的理财有着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把握全球发展宏观走向、探讨经济社会前沿热点、促进政商学界良性沟通、引领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第四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深度思索的氛围中完美落幕!
(李明彧、张 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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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开放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2012年3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
期刊数据库建设以“公益、开放、协同、权威”为定位,以整合学术期刊数据资源,推进学术资源的公益使用、开放共享,推进学术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推进科研成果普及转化,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目标。计划两年时间,完成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十二五”末,初步建成一个国家级、公益性、开放型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
2014年1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在第一版系统上线的基础上,实现了改版升级。
改版升级后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数据容量大幅扩张。在原期刊数据库上线317种期刊共5万篇论文的基础上,升级版已上线457种期刊约150余万篇论文和1000余万条元数据,期刊论文数据总量提高近30倍。
期刊数据库升级后功能设计更加人性化、多样化,检索功能更加完善,不仅提供多种期刊导航和信息检索方式,实现学术资源搜索、在线阅读、全文下载等基础性服务,还新增了二次检索、本刊检索、检索结果统计分析、检索结果多种排序、检索结果多种分面显示、检索结果聚类等特色功能。
升级版期刊数据库特别增加了“期刊评价”功能,用户点击“查看期刊学术评价”,就可以检索到过去10年中该刊的“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引率”、“引用半衰期”、“平均引文率”等多种期刊评价指标。
目前升级版期刊数据库尚在调试和完善之中,仍在继续改进,努力吸取各方意见,力求内容更加丰富、检索更加便捷、运行更加流畅、系统更加安全。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正在考虑将学术评价机制适时植入期刊数据库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