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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

2014年召开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新时期的政企关系再度成为焦点。那么,到底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该伸到哪里?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联合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于3月27日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报告会的主题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众多学界、商界嘉宾出席报告会,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畅谈复杂多变的政企关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政府边界是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去干预微观经济达到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但所谓的“三架马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再平衡等概念存在偏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应在调结构、再平衡,所谓的“三架马车”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改革教育体制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万通集团主席冯仑认为,政府有两只手,一个提供公共服务,一个发展GDP。政府的边界是应该更多的关注公共服务,而不是对GDP的干预。衡量政府职能转变情况可以归结为三个具象的指标:工商局注册的公司增减、公务员考试报名规模、宅男、理工男是否开始有前途?当被问及房价,冯仑笑言,“问房价走势就像少女爱问爱情是什么,我能根据市场定价,但之后要去报告给北京建委,各位处长再来决定另一半。”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5年属产品不足阶段,只要认真做、做什么都能赚钱;第二阶段也是15年,产销基本平衡,拼规模,讲并购,只要认真做大做强,就能赚钱;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产销基本过剩阶段,脚踏实地、做大规模未必赚钱,需要的是变革,拼的是创新。谈及政府的边界,刘永好坦言,心里常常告诫自己,时时刻刻要规范面对政府、面对市场,特别是在政府边界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更要警惕。
国企锦江都城公司CEO俞萌表示,国企背景在某些方面有优势,比如贷款,但由于受到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与审批,与民营连锁快捷酒店的扩张速度没法相比,有人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带着镣铐竞争”。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流行一句话,只找市场不找市长,现在市场对资源决定作用已经变成趋势。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把权力放进到笼子里,真正从管理型政府转化成服务型政府。
报告会由央广网、新浪网、和讯网同步直播。媒体同仁、光华校友、北大学子等近五百人出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树立中国经济理论的自信与创新

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倡议下,2013年8月全国高校六家经济类学术期刊和部分学者在吉林召开了《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针对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就经济学研究应从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坚持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经济类期刊应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学研究的引领作用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为响应此次研讨会精神,本刊特发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树立中国经济理论的自信与创新》一文。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道路实践上的成就及自信,是我们经济理论树立自信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要求,是我们经济理论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经济实践基础上构建和发展经济理论,要处理好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间的关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内容的思想性和形式的完美性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历史价值观的阶级性和解释能力的逻辑性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制度、道路、理论的自信,当然包括要树立经济理论的自信。
一、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是经济理论缺乏自信的根源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自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缺乏理论上的自信。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史学等多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理论上的自信,这种理论上自信的缺乏,当然是源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发展上的落后,这种发展上的落后与缺乏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交织在一起。
进入20世纪后,在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在中国先后沿袭着两个传统,先是依附于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后是依附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但都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与苏联决裂后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着探索,力图形成中国的经济制度、道路、理论,但并不成功,尤其是长期被忽视而又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其建设中国的经济思想的探索难具说服力,留下来的不是系统的经济学科学理论,而是(或许也缺乏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对不同经济观点的批判和否定,在封闭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理论上的极端自尊,本质上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树立经济理论自信的基础
新时期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历史性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建设性的命题,而中国经济理论对这些挑战和命题的回答及探索,在服务并推动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
就改革命题而言,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和崭新的经济理论探索。这个探索从一开始就面临两个经济学传统的否定,一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否定,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改革也只能以私有化支持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二是来自马克思经典理论传统的否定,在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市场与资本私有是同一命题,社会共同占有(公有制)制下不存在私有,也不存在任何市场关系,包括商品、货币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是对这两个传统的突破,这种突破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和理论的创新。
从改革的方式来看,我们从农村承包制到城市改革,从企业改革为核心到突出政府改革,从推进商品市场化到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从强调市场作用空间扩大(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机制作用范围的替代)到强调市场秩序的完善(市场质量和公正性提高),等等,都是基于我国自身的现实和特点展开的极具创造性和针对性的探索。并且,这种探索不仅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而且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一般均衡的基本方法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西方学者对转轨国家开出的药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改革的目标上强调资本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而且在改革方式上强调按照一般均衡的思想追求实现完全竞争理想状态,一举实现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换,我国的改革则与之完全不同,是从非均衡的国情出发,分阶段、分层次、分区域地渐进推动。事实上,所有转轨国家但凡按西方学者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展开改革的,均无好的效果,尤其是难以取得经济发展上的效果,而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
就发展命题而言,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现代化?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应当确立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些命题的思考和处理并不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才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是按照所谓“斯大林模式”进行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说并不成功,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经济落后的距离,经济短缺、效率低下、大起大落、结构扭曲等矛盾十分尖锐。“文革”时期政治运动对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经济生活本身,即发展战略和模式基本未变,只是使矛盾更为突出,以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成为温饱尚未解决的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中国2.5亿左右的人口为未达到温饱线的贫困人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发展战略及道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未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发展,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能否解释并支持中国的发展呢?于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事实上,战后产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按照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取向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目的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克服贫穷,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主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弥补现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不足;实施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以替代市场失灵;进而实现赶超目标。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这种战略,但只是在初期取得了短暂的投资拉动高速增长效果,长期里经济严重停滞并且周期性波动严重,既不均衡也无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转变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市场竞争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主张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制度变革(休克疗法),尽快建立现代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克服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矛盾。然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成就,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于70年代之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又大于70年代之前。
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在发展战略上总结自身和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基于中国的现实,不是以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水平作为经济发展追赶的目标导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及可能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目标;不是或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或者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在体制转轨中谨慎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对照发达国家寻找我们的弱项,进而以进口替代加以弥补,而是发现我们自身的优势,重点加以培育以提高竞争力;等等。
可以说,我国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道路上的实践探索,是建立在对传统“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省,同时对西方发展经济理论实践效果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发展道路上的自信,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为我国经济理论建设创造了条件,如何在中国经济实践基础上构建和发展经济理论?是学术界需要深入和长期艰苦探索的命题。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间的关系(即所谓中、西、马三者的关系)。简单地照搬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必须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践要求出发,深入分析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指导,但不能采取僵化的态度,应使之尽可能中国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方法与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可能产生。同样,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真正科学的理论必定是开放的,是借鉴和吸收一切相关科学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等等,最终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否则,或者在理论上自卑而不自信,或者自负而不自觉。
其次,经济学是重科学主义,还是更重人文精神。对于经济学的理解,相当时尚的理解和解释是强调它的经验性,强调在这种对经验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主义,通过基于经验的命题(假说)的证实或证伪,印证经济学本身具有科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具有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或许不错,至少在我们中国,人们普遍承认并尊重经济学的科学性,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甚至到目前人们对经济学是否首先应当是科学还存在疑虑)。但是,说到底,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是一种社会的科学,因而总还是需要特殊的社会关注和特别的人文精神,经济学者本身也不可能更不应当缺失人文关怀,而支持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必定是一定的社会历史价值取向。当一门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其中的社会关注和人文关怀越来越淡薄的时候,恐怕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彻底折旧这门学科的时候了。真正科学的魅力,应当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的根本在于质疑和证明,人文精神的要义在于担当和关怀。当社会开始将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割裂开来,开始将经济学的实证经验性与历史社会性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强调二者的统一与和谐既有着特别的意义,也有着特别的困难。
再次,经济学是重内容的思想性,还是更重形式的完美性,尤其是数学表达的完满。按道理,表达形式应当服务于思想内容的需求,数学分析和表达方式上的完美及充分,是为了使思想更科学,使其科学考察更充分地得以阐释,更具冲击力。一定的数学语言和方式可以提高经济思想的准确、完善程度。因此有人曾说,一定学科的成熟程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但问题还在于,一定学科的死亡程度恐怕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也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即是说,当一个学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和思考性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仰仗于漂亮的数学表达形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时,那么这一学科本身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至少这一学科理论的深邃性是值得怀疑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之所以自1871年边际革命后,数学的边际分析成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因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任务发生了历史转移,其基本任务不再是论证为什么要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不再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优越性,不再是据此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替代的必然性,而是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因而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不再关注价值论、产权论、市场论等制度的分析,而是以求解极值为目的,即以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厂商效应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为目的。由此,数学的边际分析成为重要工具,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相应地表现出极鲜明的数学色彩。问题在于,真正作为科学的经济思想应当是思想的深邃性和表达方式的完美性的统一,而思想的复杂性和鲜明性又要求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在经济学的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之间顾此失彼的时候,认真思考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内容与数学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体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命题。
最后,经济学是重其历史价值观的阶级性,还是更重其解析能力的逻辑性。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阶级性和历史性,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不可避免地受一定的阶级价值取向的历史规定,否定这种历史规定便是否定经济学说的灵魂。但另一方面,任何体现阶级意识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定价值取向的强调都需要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具有逻辑的说服力,需要体现其作为科学的解释能力。尽管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有其特殊性、相对性、历史性,尽管这种理论逻辑必须符合历史逻辑。真正有深刻影响的经济理论必定是阶级价值取向和逻辑解析能力的统一,缺少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说便失去了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缺少了逻辑分析能力,经济学说便失去了作为科学的基础。如何使二者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我们的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命题,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将经济学的阶级自觉与逻辑分析对立起来的时候。
本文刊载于《经济科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