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2014年第6期

25国富论坛

新常态、新机遇、新挑战: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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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经济学界权威专家学者、产业界杰出代表、北大校友及在校师生4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章政教授主持,来自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的各界嘉宾就“新常态、新机遇、新挑战: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这一主题展开热烈地讨论,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能引发人们思考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思路和新对策,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常态下的六大风险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祁祥院长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词。孙祁祥教授指出,对于当前经济新常态、新机遇和新挑战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脱离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在内的整个国际大环境的理解和认识。她把当今国际社会概括为“五化”社会,即“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社会”、“金融化社会”、“老龄化社会”和“风险化社会”,这些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以“大智移云”为特征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对许多行业和领域均产生革命性、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在不可避免地改变着资源、人口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同时,对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也是确定无疑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发展,其高流动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不稳定性的特性对整个宏观经济具有典型的“双刃剑”作用。因此,上述特性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呈现出高度复杂、广泛的联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风险传递、蔓延的速度在加快,任何一隅的问题都会很快地演变为全局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这一切无疑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驱动方式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因此,孙教授指出,在经济的新常态下讨论新机遇、新挑战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加深对国际社会特性,特别是对风险特性的认识。
孙教授认为,近些年来,危机呈现出来以下四个重要特征:第一,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无论是从经济危机来看,还是从自然环境危机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危机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第二,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第三,危机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特别是环境和自然危机,它将通过影响自然资源的分布进而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冲击;最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越来越大。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单一风险标的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每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也在逐渐增大。具体到中国,孙教授提出了六大风险源:一是高度复杂、联系广泛且脆弱的金融体系;二是具有潜在威胁的“三农”问题;三是恶化的生态环境;四是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五是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六是腐败和商业贿赂的蔓延。上述主要风险涉及到经济、金融、自然、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由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来自这个系统内的不同载体所产生的风险是可能相互传递、广泛蔓延,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个领域的。比如,悬殊的收入差距问题看似是一个分配问题,但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演变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看似自然环境问题,但会在极大地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所产生的风险会极大地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稳定性预期,由此影响人们当前的消费,进而阻碍由消费所拉动的长期经济增长。腐败不仅仅只是一个降低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的问题,所造成的也绝不仅仅只是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经济损失,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扼杀了人们创新的意愿,而这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风险更是会通过商品、资本、货币的流动而采取跨国、跨境、跨业的方式传入我国。这就要求我们在识别、防范、管理风险时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角。在经济的新常态下,孙祁祥教授认为我们更要认真研究、识别、评估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各种主要风险,并对风险的载体、主要风险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加以认真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手段。只有对风险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只有认真做好风险应对的准备,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增长动力的成功转型才是有基础、有保障、有成效的。
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就“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问题深入且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目前存在“四期叠加”的压力:一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甚至中低速的换挡期;二是经济规模长期迅速扩张形成的深刻的结构矛盾需要调整,而结构调整主要是存量调整,摩擦非常大,因此存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三是反危机以来强有力的刺激措施形成过剩产能和过度投资需要清理,即进入危机之后的消化期;最后,世界经济复苏非常复杂,不同经济体的复苏状况各异,因此很难对这种复杂的局面进行简单的判断,即很难判断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而使中国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经济战略重组期。这些给我们判断中国的短期增长和失衡,以及中长期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讲,其宏观问题无外乎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进行管理。然而,刘伟教授认为,现在更需要强调一下对经济供给方面的关注。他研究发现,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更多是结构问题,可以称之为双重失衡,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危险。经济下行的危险,一方面源自投资疲软,而投资疲软不是没有资金,而是没有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源自消费的需求疲软,而消费需求的疲软不是由于国民收入没有提高,而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关于通胀的压力,刘伟教授认为这种压力是潜在的。虽然当前通货膨涨率并不大,这三年都略高于2%,预计明年会低于2%,但是可能导致通胀的潜在原因极其复杂,不只是单纯的需求拉上,还存在更为重要的要素结构问题、成本结构问题、进口贸易结构问题和国际收支结构问题。因此,刘伟教授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宏观失衡以及面临的双重风险,不是简单的控制增长速度或者是调整增长幅度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后面一系列的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需求管理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供给管理问题。
目前无论是从投资还是消费需求来看都是在收紧的,所以估计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有所减弱。但是,如果从供给方面来看,则存在着一些乐观的因素,一个是油价,另一个是体制创新。目前油价的下降可能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成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刘伟教授认为更重要的是体制创新,即向改革要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具体项目,其中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以及一些省市正在进行的农村确权问题,这对中国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影响都将是极其巨大的。所以这几大方面的改革,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产生的供给效应,即前面提到的生产能力、竞争效率,都会起着短期非常强烈,而且长期非常持久的作用。因此,将这两方面的供给冲击结合在一起,估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比今年低一点,但是不至于低很多。另外,以目前经济增长对就业弹性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达到6.5%以上,中国的失业率就不会上升。总之,刘伟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在增速和结构调整之间找到一种均衡,增速太快,结构调整会放慢,所以在这两个之间可能要构成一种均衡。而这一均衡可能要更多的关注到中国的体制变化所带来的供给冲击。
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战略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就“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战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针对当前人们对出口和吸引外资的质疑,他首先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仍然需要出口,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正逐渐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个穷国,在没有完全完成城镇化之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因此我们还需要外需消化过剩产能;第二,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还需要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而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大都是初中文化水平,我们还需要通过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来吸纳就业人口;第三,我们需要通过出口继续参与国际分工,如果关起门来发展我们的制造业,那么就不知道新的国际标准、新的环保标准、新的质量标准是什么,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在加大出口的同时,龙永图先生强调,我们还需要解决效率问题,特别是结构问题。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是顺差,对GDP增长贡献4%,而服务贸易是-6.2%,因此,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适当地减少中国的货物贸易,并大大地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龙永图先生还认为,在新常态下,增加进口可以推动产业的升级,扩大服务业可以提高我们国际服务贸易的附加值。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寻求新的增长点的重要措施之一。此外,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阶段,我们必须扩大进口,把全球最好的资源、最好的产品、最好的零部件、最好的原材料、最好的专利、最好的人才都通过进口的方式整合起来,使中国的进口成为促进中国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的重点是吸引外资,到了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吸引外资呢?龙永图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还必须坚持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政策,进一步改善我们吸引外资的环境,其原因有:第一,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从国际投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继续从国外引进外资,使得中国产业成为全球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现在国际上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产业链与产业链的竞争。中国只有通过吸引外资和国外众多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条一条的产业链,形成一个一个的产业网络,中国经济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企业才可以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成为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才可以说真正融入了全球经济。第二,从国家安全政策和经济安全政策出发,要继续吸引外资,通过吸引外资来形成这样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利益格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龙先生认为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新常态、新机遇和新挑战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先生以上海市为样本,就“上海的新常态、新机遇和新挑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介绍了新常态下的上海现象。第一,上海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在1992-2007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年均增速为12.7%,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上海落到了1位数的增长,而全国是2010年、2011年开始从两位数回到1位数的增长,上海比全国实际上是要早2-3年,所以从经济增速上看,上海较早地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有一个现象,上海的稳定性较强。比如从2011-2013年上海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大概只有0.5个百分点,但是同期全国的波动率大概是1.3个百分点;第二,上海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先于全国,在2013年上海服务业的平均增速高于制造业4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增速仅高于制造业大概1个百分点。现在全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为46%,而上海已经达到了62%。具体来讲:在利用外资方面,上海估计有90%都是在服务业;在产业融合方面,跟全国相比更为突出,产业优化升级、产业融合,特别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已经成为上海产业结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和亮点;第三,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上海已经逐步减少了对过去旧常态下增长动力的依赖,比如说这几年上海投资增长仅为3-5%(全国是14-16%),但支撑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所以上海对投资的依赖在减少;在要素投入方面,过去投入方面主要是靠土地,上海这几年土地的建设用地是零增长,全国来看应该说建设用地的增长还有一定的规模。因此,屠市长认为,上海更多的,或者是更为急迫不是传统投入要素的投入,而是通过加快改革开放创新,突破制度的约束。
为适应这个新常态,中央对上海提出了要能够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这样一个总体的要求,上海根据自身情况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积极的探索和应对,以使上海的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应并努力做到引领新的常态。从上海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屠市长认为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用新的理念、思路、方式来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上海从1992-2007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到2008年经济增长从两位数变成个位数,当时大家就觉得很不适应。很多人提出来在投资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制造业的重大项目方面是不是应该加大努力,也就是产生了一种用老思维、老方式来应对经济增展减速的倾向。然而,经过分析认为,上海经济增速回落不仅仅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关键是内在因素,即上海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别是发展的阶段到了服务经济为主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下降有一定规律性,因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而不能走回头路。基于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市委市政府在2010年的时候提出来要减少四个依赖,即上海经济的发展必须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减少对重化工的依赖,还有减少对一般性、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的依赖。所以若从旧的常态思维、理念和方式去应对,当时增速可能会上去,但是不可能长久,因为它不符合这个规律。所以说,怎么样能够不断的用新的理念、方式和思路去应对新常态是我们必须要把握好的;第二,如何在实际工作当中要妥善解决好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当中的各种困难。新常态不是在真空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新常态,实际上这个新常态是在旧常态的基础上,甚至在旧常态还在不断的运行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常态。所以它和旧常态之间还有很多的连接,还有很多方面的关联。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妥善的处理好从旧常态到新常态过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困难。我们目前的经济困难,既有过去旧常态下的老矛盾,同时又有新常态下的一些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所以在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把握好,不能实现向新常态的过渡,可能出现更多的风险和问题,例如,如何避免在经济增速下行时出现短期过大的失速的风险?如何防范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房地产、地方债务、不良贷款上升碰头的风险?第三,如何积极应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我们说要认识、把握、应对好新常态,但是更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旧常态是有它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新常态下的矛盾和问题也非常多,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在对外开放方面,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进入重构期,已经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进入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从经济标准进入到价值标准等等,我们还有很多的不适应。因此,自上海成立自贸区一年多以来,不仅中央政府对上海没有一分钱的税收优惠,而且要求非常的明确,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要建立制度高地,这就需要上海进行制度创新。因此,上海要根据制度创新的任务,应对全球投资贸易格局的重构,建立起一套适应国际投资贸易需要的,按照国际惯例来推进的这样一套制度。总之,如何在新常态下适应新常态的新的挑战,屠市长认为,这恐怕不亚于在应对旧常态下的那些挑战,这个挑战还不局限于国内,因此我们必须要积极从思想上、理念上去适应和应对好新常态下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
新常态下的两个问题:产能过剩与信贷过度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先生以“新常态下需注意的两个问题”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面对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其中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五年半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的速度,即今年第三季度是7.3%,仅仅高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6.6%,而且11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又继续下滑,且下滑的速度比较快,下滑了0.5个百分点,新的订单还在减少,说明整个制造业还比较低迷。面对经济的下滑,杨凯生先生比较赞同2014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目前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来看,他认为我们固然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究竟会不会继续下滑,究竟会下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区间,但更需要警觉的是,为了应对一时的经济下滑而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继续加剧产能过剩和信贷过度,这可能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积聚更多的风险。另外,杨凯生先生从我国目前新增就业人口的数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得出,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影响是在可以接受的区间里,其中新增就业人口保持相对平稳,到第三季度新增就业人口为1000万人。其次,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较为平稳。按照有关部门的全国城乡一体化住户的收入情况的调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是10.5%,扣除物价因素,增长是8.2%,超过了GDP的增速,也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杨凯生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的下滑,但是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在稳增长、稳投资任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拖延过剩产能的消化,十分容易加剧信贷过度的问题。比如说过剩产能的问题,这几年这个问题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的范围已经从过去常说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几大行业扩展到了所谓的新兴产业。由此可以得出,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因此,在目前稳增长的过程中,一定要力求避免过剩产能的进一步扩大,否则就很难进入比较健康的新常态。其次,在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过度信贷是必须要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我国居民的负债率应该说是很低,但是,相比之下,我国企业负债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高的。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还不够,中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例还不协调,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等等,但是杨凯生先生认为这可能源于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我国整个GDP的增长是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因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最好要减少对投资增长的依赖,同时要汲取过去的教训,稳投资要有新的要求,即三要三不要:投资要有利于调结构,而不能再增加过剩产能;投资要充分地利用民间资本,而不能仅仅依靠国有资本;投资要增加更多的股权类、资本类的投资,而不能主要靠银行贷款。
新常态下的新动力:互联网金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就“互联网金融辨析”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互联网金融是新常态下的新动力之一。李扬教授首先指出中国互联网金融肇始源第三方支付,但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较少的是像中国这样做互联网的去做金融,较多的是金融使用互联网,这源于:一是互联网金融看起来还不是一个稳定的业态;二是它取代了传统金融业态中的一些东西,使得互联网可以运用原来一些非标准化的数据。
基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的新变化与新特征,李扬教授重点讨论了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的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互联网金融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还构不成一个稳定的业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管制非常严重,只要有新的平台,他们就会用这个平台去突破管制,所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说是借助互联网平台来从事现行金融规制下不能从事的一些业务。第二,应区分互联网货币与互联网金融,以及它们对中央银行和资源配置带来的新冲击和新影响。在分析互联网金融时,李扬教授认为需要将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分为如下两支,一支是互联网货币,另一支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货币是去中央银行化的,是私人货币,客观地说是货币的私人化。此外,现在互联网货币已经现实存在,目前有三种状况值得关注:一种是它和法律货币之间不存在关系;另一种是存在不可逆的单向兑换关系;第三种是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是可以兑换的,这个兑换的基础在于数字化产品越来越多,而数字化产品是在互联网上形成的。同时,李扬教授还指出,如果剔除互联网货币就会发现互联网金融还在现有的货币金融的框架下运行,不过是给了一些新的平台,给了一些新的手段而已。对此,他认为可以从技术和金融两块来分析。从技术上来看,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依靠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展起来的金融活动,主要的功能是提高效率;从金融上看则具有改革意义,它是将资源配置与支付两个功能有效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加少量的小额贷款。基于上述的架构,李扬教授得出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是具有革命性特别是信息革命作用。
李扬教授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指出了,我们在面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时应当持什么态度。首先是利率市场化,其关键是要让资金的需求者、资金的供应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通过资金供求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置。其次,在混业经营框架下发展直接融资。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基本上是混业产品,它有银行存款的功能、证券的功能、保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我们对现在的分业监管格局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新改变。再次,改变现有的由中央银行统治的支付清算体系,促进支付清算的市场化。最后,需构建更为完善的监管体制,所谓更好的监管一定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一定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些监管,而不是强化政府干涉的监管。
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与转型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念沙先生就“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与转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重点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问题。徐念沙先生首先对企业的目标问题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企就踏上了改革之路,并在不断地探索国企改革的目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脱困,是怎么解决几千万下岗职工生活问题,避免引起大的社会矛盾,但是今天国企改革目标已经不是脱困了。按照经济学理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在新常态下,随着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的不断变化,从股东、员工、客户到政府与公众。各个利益主体诉求也各不相同,存在着冲突,所以要想改善发展的环境,企业家就要不断努力去协调,以满足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因此,随着企业组织的成熟,企业发展目标逐渐从实然走向应然,完成从利润最大化到社会责任的嬗变。对企业家而言,市场要求企业规模最大化,股东要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政府要求企业上缴税金最大化,民众要求企业社会责任最大化,股民要求投机收益最大化。面对方方面面的评价,企业家如何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实现总体均衡?所以,在新常态下弄清楚国企的目标和意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尤为突出。
徐念沙先生接着回顾了经济转轨期企业改革走过的路程。他先是回顾了上世纪兰格与米塞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阐释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提出的激进式改革方案。在杰弗里•萨克斯等人的主张下,前苏联采取了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政治体制发生了动摇,社会信心受到打击,造成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其疗效不言而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结合自身国情采取了谨慎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动物精神”中的正能量,有效规避了其中的负面影响,尽可能缩小了改革成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稳定。特别是,政企分离、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既激发了宏观经济的活力,又从微观机制上有所突破,孕育出了活跃的商业创新主体和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今天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放眼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阶段,日本、韩国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阿根廷、马来西亚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徐念沙先生援引了二战以后两家汽车企业的例子,即日本的丰田和阿根廷的凯萨,对比分析得出: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企业创新转型,都不能简单的照搬。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要适应国情民情、人文法治环境、社会基础等条件,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尤其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要重视市场经济,建设有效市场,更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升社会的整体价值。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政府怎样管、管什么,徐念沙先生认为要辩证来看。现代政府的作用是有意识地去创造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激发有利于创新和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有效遏制腐败欺诈。十八大以来,方向更明确,力度更大,简政放权激活企业信心,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正,旨在形成一个治理有效、问责有效的政府。
徐念沙先生最后指出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就是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他提出在三方面进行探索:一是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当前的经济理论分析并没有加入“动物精神”等相关要素,忽视了企业家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与现实相去甚远,在中国亦是如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西方经济理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八大精神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对经济学而言,更重要的是,定义“新常态”和“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二是国企改革的实践探索。国企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也在不断完善,从未止步,向世界更高的标准看齐。三是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全能企业”的目标,常常让企业可想而不可为,这是不是对国企的未来发展更重要和更应该进行的改革呢?所以,厘清这些问题,提升国企目标的科学性和持续性,是十分必要的。国企改革目标的统一认识有赖于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新常态下的财富的收益与风险配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教授就“财富的变迁”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目前的财富不断增长,而如何管理财富正在成为新的挑战。为了更好的理解今天的财富水平,以及今天是如何进行财富管理的,陈教授把时间往回推到原始社会,即通过考察当时有钱的人是如何找到财富载体去进行投资管理,进而说明我们今天面对的选择是多么丰富。陈教授进一步考察了什么时候在人类社会的投资组合里面,在解决理财挑战的时候开始加入了更多的金融工具。根据现在的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来看,最早可追溯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刚刚兴起之时。相比之下,即使到了18世纪的中国,金融资产在一般的有钱人的财富中占比是非常少的。根据他对18世纪不同被抄家官商的资产及投资结构的研究发现:土地、房产和田的占比随着财富增加而越来越多。回到现在,根据西南财大甘林做的问卷调查发现:虽然现在中国个人不能进行土地投资,但是在一线城市房产占家庭净资产大约为79%,二线城市为67%,三线城市为66%。陈教授由此得出:中国家庭房产方面的占比可能比18世纪中国有钱的家庭没有什么改善,即不动产的占比太高。
陈志武教授最后指出,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美国最富有的前百分之十的家庭财富增长了2%,而中等财富家庭的财富却缩水了40%,其缘由是跟我们中国现在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家庭一样,中产阶级的美国家庭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放在房地产上,所以2007年以后房地产价格猛跌,再加上住房按揭杠杆的效果,导致这些家庭的平均财富缩水了40%。而相对而言最富的1/10的家庭,他们不仅仅有房地产类投资,更重要的有股票、PE基金等等,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使得他们的财富不仅仅在金融危机的三年里没有缩水,反而上升了一些,因此,不难发现这种反差跟他们的财富结构密不可分,这一点对于中国今天的个人、家庭和企业以及方方面面的理财有着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把握全球发展宏观走向、探讨经济社会前沿热点、促进政商学界良性沟通、引领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第四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深度思索的氛围中完美落幕!
(李明彧、张 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