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区域互惠共赢

——专家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

编者按:“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该战略是我国政府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和亚太地缘关系的深刻变化出发,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区域发展倡议,意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谋划长远。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摩擦不断,全球后危机时代经济前景扑朔迷离;中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呈现,踏入“新常态”,步入改革深水区。此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为解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将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该战略一经提出就受到了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不同角度的研究与思考。本期《经济科学》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来自学界、政界和业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笔谈的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的发展脉络,涵盖战略核心、历史沿革、外交政策、区域发展、产业经济、学术研究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高层次的分析和解读,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思考。

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 辉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其战略思路形成于2013年,完善于2014年,实施于2015年。首先,该战略是亚洲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快速上升的内在诉求,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亚洲1970年占全球GDP为17.03%,2012年则占31.10%,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洲;其次,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关键期,需要平衡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之间关系;第三,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初见成效,需要为巨额外汇储备寻找更好的投资渠道;最后,中国正处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期,需要一套适应自身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欧非大区域治理平台,平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和平崛起的一套全球治理机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已大大降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循环也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外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

在这两个循环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欠发达经济之间的主要中间节点或枢纽点。目前学界针对第一个环流的研究较为充分,但是对于第二个环流即中国与亚非拉之间的循环研究得比较少,而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亚非拉的支撑,亚非拉的发展也与中国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内生性。反思,东亚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崛起,日本在东亚形成了著名的“雁阵”发展模式,以日本为雁头,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拉动着亚洲四小龙和东亚、东南亚欠发达地区快速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以致完成了东亚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巨变。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日本陷入经济危机以及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糟糕表现,东亚“雁阵”发展模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日本曾经主导的东亚“雁阵”发展模式,明确地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的发展仍然需要依托于远远超越本国疆域的大尺度区域空间的紧密协同发展。

由此,在全球经济发生如此重大转换的关键节点,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站在大国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深入研究中国在世界双环流中的枢纽功能和中国与亚非拉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从而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地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初现端倪的背景下,中国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过程中第一次主动尝试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一种最优的路径选择。该战略的提出也表明,中国已经从“韬光养晦”的对外思维向“主动布局,经济优先,合作共赢”方向进行转变。

从区域空间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主要覆盖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国际覆盖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内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国际覆盖东南亚、印度洋、北非和西非地区。如何实现如此广域空间的紧密协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互利互惠,共同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值得中长期深入探讨的命题。

“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尚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研发能力普遍较弱,不过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快。根据EPS数据库,“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国家或地区2008年至2012年五年GDP平均增速达到4.96%,具有很强的经济发展需求,从资本形成率和第二产业占比看,大多数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工业水平相对落后;科研创新能力普遍较低,该区域2011年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平均为0.5%,与此相对应中国达到了1.84%,而日本达到了3.26%。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从目前来看应该基于以下五个协同战略。

第一,基础设施的协同战略。从2011年公路密度来看,剔除岛国、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后,该区域公路密度普遍偏低,中亚以及非洲国家公路密度则更低;从2012年铁路来看,该区域所涉及的国家铁路长度与国土面积之比平均值在1%左右,在剔除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后,俄罗斯以及中国这样的国土面积大国,其铁路密度也明显低于面积相似的美国;从2008年至2012年海运港口看,其评价体系1为十分欠发达,7为十分发达,该区域港口评价居中下水平,且整体呈现阶梯式分布。为了实现区域内有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核心之一便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第二,贸易协同战略。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从“中心-外围”单循环体系向“双环流”体系转换,其经贸基础即“新南南合作”机制。新南南合作是针对以往单循环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边缘开展的传统南南经济合作而言的,这一合作,无论从背景、内容、形式、意义都大大超越了传统南南合作,可以说,新南南合作真正实现之日,也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真正实现之时。在“一带一路”贸易协同战略下,中国与该区域的贸易模式必将进行新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贸易与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融合与互动,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的重新调整,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推进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协同发展。

第三,产业协同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在依托中国全球制造大国基础上,如何实现该区域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现代化,也就是如何将该区域与中国三次产业更好地融为一体,实现以中国为枢纽点的“一带一路”经济、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产业对接,要借鉴世界产业沿着中心地等级体系等级扩散和位移扩散模式来探讨该区域如何通过构建地方中心地等级体系(城镇体系)来克服其与中国漫长空间距离所带来的不利于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

第四,资本协同战略。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伴随着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国际资本流动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规模增大。随着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和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提升,在中国、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之间形成了资本的“双环流”。“一带一路”战略需要考虑以中国为枢纽的条件下如何构建区域内资本协同发展的问题。为了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常开展,中国为其提供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并筹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告,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第五,协同治理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涉及区域的相互建构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过程,目前主要体现为经贸关系,但势必在政治、法律、安全、文化等各个层面展开,因此就要全面宏观地研究全球价值双环流下中国与该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问题。基于中国的崛起具有超大的规模性,其对于自然资源及市场的需求,都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秩序的基本运作原则,而这也就揭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经济与安全这两个层面有着必然内在的辩证互动关系,如何充分理解中国的发展与该区域的内在一致性将十分值得深入审视与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立论基础与推进思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史育龙

“一带一路”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发展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立论基础,对于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扎实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发展成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立论基础

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懈努力,不断探索尝试各种发展模式和道路,从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到亚洲国家的“出口导向”,从政治民主化到经济自由化,在西方专家开出的“药方”指导下做了大量的试验,但结果总体上是令人沮丧的。按照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的研究,全世界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持续25年以上年均增长率超过7%。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30多年时间里,成功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由1990年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0.4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总量由1.8%增加到14%,经济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6.7%增长到6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44美元增长到7500美元,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的发展成就由初期的涓滴细流变为不可阻挡的态势,让几十年来一直苦苦探索发展之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也给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改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引领作用、以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等方式促进地方发展、激发发展活力的探索实践,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竞相效仿的模板。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大打击,新兴经济体也在近年来遇到巨大困难,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成为全球范围的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也契合沿线国家迫切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深化与我合作、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强烈愿望,正是中国发展成就取得的巨大影响力、感召力和向心力,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立论基础,也成为谋划“一带一路”实施策略的核心要义所在。

伴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也纷纷谋划制订自身的区域发展战略,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埃及新政府发布了“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韩国也提出了“欧亚倡议”发展计划,这些成为我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的指南。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海湾经济合作委员会自贸区以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区等为代表的自贸区,为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实现“贸易畅通”打下了坚实基础。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标志,我与沿线国家间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为实现沿线国家间“资金融通”铺平了道路。沿线国家间不断拓展的文化交流、教育科技和旅游合作等,也为实现“民心相通”创造了条件。

二、以促进发展为核心谋划“一带一路”推进思路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成功把握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从中赢得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在区域层面的具体体现,也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此,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一核心要义,紧紧抓住全球战略格局加快调整的机遇,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促进沿线各国对接发展,尊重彼此文化和发展道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从区域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入手,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改善区域发展环境,做大区域市场规模,提升我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转移、贸易金融、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水平,为推动建立和平、合作、发展的区域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新模式做出积极贡献。
面向未来,与沿线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的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把握以下战略重点。
1、以我为主、服务“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
建设“一带一路”,要坚持以我为主,自觉履行发起人、组织者和协调员的角色,牢牢把握主动权,主动谋划全局、善谋定后动,积极引导方向,敢引领担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最大限度整合沿线国家的诉求与我发展目标,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我扩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我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同步推进的局面。
2、互利共赢、扩大利益汇合点
建设“一带一路”是我国将自身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沿线国家的重要探索。要重视发挥沿线国家各自的区位、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调动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打造区域发展新规则和新秩序。通过扩大双边投资,促进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形成紧密的产业上下游联系,通过利益互换、利益平衡和利益共享,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强化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的利益纽带;通过人文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认同,加强区域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强化兴衰与共意识;通过推进海上合作,增进互信,为有效管控分歧营造氛围,培育维护海上安全和航道畅通责任意识,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全面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3、因地制宜、寻求最大公约数
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情特点、发展水平、面临问题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沿线国家具有高度的共识,为此,须通过加强与各国的沟通,深入了解各自诉求和核心关切,最大限度凝聚沿线地区民意基础,求同存异,寻求为各国人民创造财富、振兴区域经济的最大公约数,汇聚区域共同发展主流声音,把沿线各国的发展与整个地区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推进合作、增进发展机会的合力。要根据沿线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挑战和核心关切,共同研究把各自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人才、技术以及文化传统优势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现实优势,共同商定合作重点、合作模式和工作机制,促进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发展。

4、陆海统筹、推进务实合作

陆海统筹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方式。要统筹陆上“一带”和海上“一路”、形成“一带一路”互相支撑、协调推进的格局,在加快高铁、高速公路和管道等陆地交通基础设施,电站和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通信和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全面提升港口和航道等海上交通基础设施,加强海洋环保、救灾等海上合作,促进产业、贸易投资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扩大区域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一带一路”建成惠及沿线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 高 飞

“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扩大对外开放的新蓝图。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是立足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战略谋划

如同中国历史上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南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繁荣是丝绸之路兴盛的前提,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丝绸之路的复兴成为可能。
1、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实现与外部世界共同进步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当代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每年对外投资规模超1000亿美元,出境旅游超过1亿人次/年。从1979年至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随着中国的商品、资本、人员走向全世界,中国的利益、影响和风险也遍及全球,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需要同外部世界良性互动。具体的来说,对内要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结构,对外要减少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摩擦。就根本而言,“一带一路”就是要立足中国的资金、产能、技术优势,促进东部转型,西部发展,开创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塑造新型大国关系,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的崛起将是继18世纪的沙俄、20世纪的美国之后,世界上又一人口和幅员大国真正融入近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在博弈资源上有着显著的不同:美国的优势在于二战以来建立的全球安全架构,而中国则依赖不断拓展的经济贸易网络;美国依托的是基于意识形态基础的所谓“民主联盟”,中国则通过地区互联互通建立“地域联系”;美国全球布局致力于“防范新兴大国崛起造成的风险”,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安排旨在提升自身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在制度和观念层面美国处于优势地位,在权力层面中国尽管依然处于弱势,但发展势头迅速。简言之,美国拥有“软权力”上的既有优势,中国在“硬权力”方面占据趋势上的主动。反对通过冲突和对抗解决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是中国的一贯立场。2014年1月24日,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提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一带一路”就是要使中国化优势为主动,积极塑造“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一带一路”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平台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已经具备依靠自身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也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主动作为,全球布局”,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特点。

1、经济先导,推进全球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在于将自身的“改革”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全球化进程保证了中国得以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世界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原材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带一路”东边连着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农业、旅游等各大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潜力巨大。过去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2014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1.1万亿美元,占全部对外贸易的26%。目前,中国已经设立有16个边境经济合作区,23个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区,近100个中国工业园区,投资存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有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尼、缅甸、蒙古、伊朗、柬埔寨、老挝、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沙特、马来西亚、阿联酋16国。“一带一路”就是要以经济为先导,积极主动推进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立足周边,化“威胁论”为“机遇论”

和平进程始自周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反映在与邻国关系上,做到“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是中国外交的长期要务。2013年10月,中国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两年来,中国不断增大周边投入,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平台,在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带一路”与多数周边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得到了周边各国的普遍欢迎。老挝变“锁陆国”为“陆联国”的计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计划,蒙古的“草原之路”计划,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都期待与中国的发展相互对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威胁论”变成了“中国机遇论”。

3、开放包容,打造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既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单方面的对外援助,而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市场原则,以弘义融利、以义为先的理念,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对接起来。不同于“马歇尔计划”,中国主张合作,反对对抗。正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所言,“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无意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一带一路”并不排斥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明显的包容性,“带”通常包含很多路。2011年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可以不包括中国,但中国2013年的“一带一路”明显包容了美国。王毅外长对此形象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开放包容,打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三、“一带一路”是推动型国际关系建设的抓手

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一带一路为解决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1、开辟多元治理国际合作模式,实现政通人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性的挑战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提出问题和解决矛盾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这要求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进步。“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与区域国家的合作,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和对地区事务的共同管理。在此亚投行提供了很好的范例,57个创始成员的数量本身就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方面,它为加快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另一方面,以筹建亚投行为抓手,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更加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的同时,也完善了国际合作的理念和模式。

2、构建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打造战略支点

结盟对抗是冷战思维的反映。自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编织“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由于共同的利益关切,中国与不同的国家结成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例如针对全球性挑战议题的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基于能源、安全、政治等多领域合作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目前,全球共有75国家、5个地区组织同中国建立了80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全球伙伴关系网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依托。丝路基金首个投资项目落户中国的“全天候伙伴”巴基斯坦,也体现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伙伴共同成长的良好愿望。目前,哈萨克斯坦、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伙伴国家已经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重要战略支点。

3、推动国家间互学互鉴,促进共同发展

世界文明多样,应该相互包容;国家发展道路多样,应该相互尊重。“一带一路”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各国共同寻找合作的机遇,在合作中彼此沟通和适应,共同演进。在东南亚,中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能源资源互联互通、能源政策方面已经开展合作;在中亚,中俄在能源管线、铁路建设方面找到了共识。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带一路”就是要复兴这一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开创“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局面,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谐繁荣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的历史转换与现实思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亚光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国家三大战略中,“一带一路”的概念既是最新的,也是历史最为久远的。其余两大战略,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早在1982年即以“首都经济圈”的名义出现过,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也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虽然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概念在学术界已多有论述,但将陆海丝绸之路结合为“一带一路”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在数千年的丝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带一路”的战略正式提出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各界也开始着手从不同角度予以讨论。海外媒体大多持肯定和期待的态度,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有新加坡学者暗指“一带一路”是中国传统贡纳体系思想的延续,是“中华文明中央论”的新版本等等。对于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错误认识和观点,我们有必要回到“一带一路”的历史去予以考察并作出澄清。

事实上,“丝绸之路”这个最具东方色彩的词汇并不是中国人命名的。尽管这条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商业贸易通道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出现,然而直到两千年后的19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正式称之为“丝绸之路”并得到中外学术界的认可。可是假如这条道路对于我们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历代史书中没有明确为这条贸易通道命名呢?古代文献在提及这些地区时,或者冠之以“西域”,或者以具体的山川、城镇或行军路线标注,从未综合成“丝绸之路”这样的概念。

这个看起来有些无厘头的问题,实际上内涵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有关,费正清等人谓之为“中国中心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延续近千年的贡纳体系。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丝绸之路背后的经济模式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分野。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来自于《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人心中的“天下”,意思就是今天的“世界”,只不过当时人们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强调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实质上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帝国中央为本位,四方为蛮夷。在这种观念之下,中国的历代政府不认为与西方的贸易是平等的关系。费正清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如朝鲜和越南;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第三个是外圈,由关山阻绝和远隔重样的外夷组成,最典型例子的是欧洲。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该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贡纳体系。然而,这个传统的贡纳体系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制度有着极大的区别,其实施效果对于历代中央政府而言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从汉代的历史来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流动的贸易通道,最初可能是由纯粹的商业利益驱动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比如俗称的“西域”)来对待,其形成和发展与汉代的对外关系政策及政治诉求有更直接的关系。众人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显然并不是为了拓展贸易和为汉代政府谋求经济利益。甚至与谋求经济利益恰恰相反,余英时指出:为了将匈奴纳入汉代的贡纳体系并维系下去以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定,中央政府付出了巨额的经济代价,这些经济代价既包括直接的货币转移,也包括被西域各国奉为珍宝的丝绸。也就是说,所谓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并不是为了汉代政府更方便地出口丝绸,而是为了达到边疆稳定、宣扬汉威的政治目的,丝绸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其中一项手段或重要工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有两层历史逻辑,一层是民间商旅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主要来自于西方对中国丝绸的巨大需求。另一层是国家层面出于对外关系考虑的政治利益的诉求,在这个层面上,很难用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标准去衡量。但无论如何解读,它既非经济侵略,更非政治侵略。

唐宋之后,路上丝绸之路依旧活跃,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日趋重要。两宋时期军力孱弱,难以突破西北游牧民族的屏障,加之经济重心南移,自海路向西方出口丝绸的通道开始繁荣。蒙古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障碍,极大地降低了丝绸之路的交易成本,促成了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随后中亚各国很快陷入了战乱,阻碍了这条贸易通道的顺利运转。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元代并没有真正继承传统中原政权的朝贡贸易体系,而是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蒙古军事征服和占领的对外经济交往制度。到了十五世纪,西方进入了他们的扩张时代,新航路不断开辟。丝绸仍然是中西贸易的主要对象,但是海上贸易往来成为了历史的主角,“一带”的地位和重要性彻底让位于“一路”。从此,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独尊地位逐渐衰落,从海洋文明中驶来的西方各国陆续变成了世界的霸主。西方人一如既往地痴迷于中国的丝绸,然而态度再也不那么谦恭了。

考察“一带一路”的历史转换,对今天的中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对于那些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民间商旅而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延续,是当时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选择。尽管商旅在陆路上面临众多艰险——来自自然的风暴、来自强盗的掠夺、来自沿途国家的盘剥等等,但是陆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种效率更高代价更小的交易方式出现。这种交易方式的决定是由交通工具的发明、交通技术的进步、贸易内容的变化、政府对外关系的调整等众多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传统丝绸之路充满了阻碍和不确定性,使得西方人对东方以丝绸为代表的消费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才推动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这提醒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陆地的“一带”建设,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降低“一带”沿线的交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来自政治和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条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风云变幻,宗教力量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早已不是汉唐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和应对。在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畅通,首先是政治安定。尽管中央的用意是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以及民族团结。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局势不稳定,会妨碍甚至堵塞丝绸之路。社会安定这个上层建筑不仅仅是由经济基础决定,还和其他的上层建筑有密切关系,比如政府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一带一路”的发展既要为区域安定之“因”,也是区域安定之“果”。不处理好这个关系,盲目以经济手段去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是不乐观的。

其次,历史上陆地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予多取少,算的不是单纯的经济账,中央政府宁愿拿出巨额的财政来补贴,以维系西域边疆的政治社会安宁。历史告诉我们,所谓的“贡纳体系”并没有给传统中国带来像近代西方殖民制度那样的巨额财富和廉价劳动力,反而是中央政府在不断投入并谨慎地维系这个体系的稳定。除此之外,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丝绸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国人对香料玻璃的兴趣。换言之,这是由外力拉动形成的一条贸易通道,而非中国主动向外输出。在这条通道沿途不同的族群国家会自动调整这条路上的关系,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某种均衡。现在我们将“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有一定的内力外推之意。从贸易对象的角度来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动因是西方人需要我们以丝绸为代表的核心优势产品,而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则是我们更需要沿线国家与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两者的地位也发生了转换。所以“一带一路”通道沿途的国家和地区绝没有古代时期那样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来配合中国。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比古代更高。

最后,在有限的财政约束下,三大战略相互之间可能会存在先后次序的问题。即便是“一带一路”本身,也有“一带”与“一路”孰先孰后的矛盾。一百多年前,清政府内部发生过海防与疆防之争,也足为我们所镜鉴。当然,今天中国的国力远非积贫积弱的晚清可比,但西北与东南的不安定因素依旧突出。无论侧重于西北西南地区的“一带”还是偏重于东南地区的“一路”,我们不能简单地期望“一带一路”发展之后所有问题能够自然消解。更何况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持有疑惑甚至敌对态度的不乏其人。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三大战略中难度最大的就是“一带一路”,再加上基础薄弱、贫困片区、边疆安定、国际关系……等等问题,都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完全不会遇到的困难。然而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取得均衡发展。中国未来经济要想平稳增长,离不开稳定的国际局势和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这两点都与西北、西南边疆以及南海区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是最多的,而假如这一战略处理得当、发展有力,未来给中国带来的红利也是最大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吸纳了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西方世界的兴衰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也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控制了陆路丝绸贸易,获得了充足的财政来源。而荷兰、英国在商业制度上的变革也是直接来自于东印度公司经营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需要。“一带一路”在历史上就不是哪一个国家单边获益,今天也同样会惠及多方,取得共同发展和繁荣。

“一带一路”给我们的智识挑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 昝 涛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学者,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与战略的提出,对我们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地区国别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智识的持续性的考验。

为什么这么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我们很少有较为系统的关于周边国家研究的学术积累。这个原因并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视野主要地集中于西方、海洋文明(或曰蓝色文明)、发达国家的身上;所以,学英语、去美国留学一直是主流。体现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就是长期偏重于西学(且不论发展的质量,仅就数量来说,这个判断大致上是成立的)。尽管我们越来越强调周边外交,但有关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我们周边国家的研究,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都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既没有系统的学术积淀,也没有健全的学术梯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国内少有地保留着亚非拉研究中心(教研室/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单位,但在人才规模、体系化和招生等方面,仍然是捉襟见肘、面临诸多不足。

我在和几位从事中西交通或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前辈讨论“一带一路”战略时,他们都提到,放眼世界看看,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怎么可能不建立内陆欧亚研究方面的专业呢,怎么可能不去倾力打造和维系突厥学和伊斯兰研究的团队呢?为此我还去专门了解了一下:哈佛大学有阿尔泰与内亚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有中亚-高加索研究、乔治敦大学的中东研究世界一流,乔治·华盛顿大学数年前就开始打造中亚研究项目,印第安纳大学冷战期间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强的“内陆欧亚学系”,现在已经被提升并整合进国际研究的大规划,剑桥大学几年前已经将传统的东方学移到考古系并重组了中东-亚洲学院,就连哈萨克斯坦也刚筹建了突厥学研究院……

以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覆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传统区域研究范畴。回头看看我们国内的印度学、伊朗学、土耳其研究、俄罗斯研究,等等,除了个别地方偶尔会冒出朵奇葩来,基本上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衰落。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人才的长期断档方面,近些年显得尤为突出。以北大历史系为例,在改革开放前培养的老先生们退休之后,竟然已经长期没有人研究苏-俄历史了。就前述的所有这些区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来看,目前的情况显然远远跟不上“一带一路”建设对我们提出的智识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立足于区域和当地的战略,它的实践需要的是与各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社区密切地打交道。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建设项目,不能只是建立在模型基础上的构思,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要“落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很多了解和懂得当地情况的人才,不只是语言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不只是学术研究的,更重要的是具有当地常识性知识的人才,尤其是有精力和活力的青年人才。
区域研究在国际上早已经出现一种分野,主要体现为传统区域研究与所谓科学的研究之间的分化。传统区域研究共享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古老传统,重视学习当地语言、当地联系和持续性的田野工作,当然,也强调与某一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的结合;新兴的区域研究侧重于(大)数据分析、建立模型,也就是所谓研究的科学性与量化,这一点对于传统区域研究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美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走向,也意味着传统区域研究的相对衰落(请注意,只是相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统区域研究出成果比较难,人才培养也难,在经济情况不景气、教育经费相对匮乏的时候,从事传统区域研究往往更难;此外,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传统区域研究的成果转化也比较慢;而所谓科学的区域研究,就不太强调传统的那些严格训练,它训练的是另外的工具和方法,成材比较快,现在发表论文也比较容易。这是一个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区域研究行将消亡。科学方法的区域研究不能取代或取消传统的区域研究,传统的区域研究也不能排斥更先进的研究方法,两者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的。一位长期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俄裔英国学者曾跟我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区域战略方面,目前都面临着很大的智识上的不足,那就是,在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极少,在中国的俄国问题专家也极少,两国在很多地区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不了解当地国情。

第二个方面我讲一下“一带一路”给我们打开的新视野。我想追问的是:环绕着中国的海“路”和陆“带”,除了经贸方面的相关性以外,还与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悠久历史、复杂族群和多元文化有什么有机的关系?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是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工资增长速度上也是最快的;另一方面是在国内外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来自内陆亚洲边疆的所谓“三股势力”的威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河殇》开出的药方是拥抱蓝色(海洋)文明,实际上就是“西化”,曾被批判为自我矮化、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带一路”是在中国日益紧密地融入同时也塑造着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如果说《河殇》时代人们对世界格局的认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那么,“一带一路”强调的“互联互通”则符合了中国一贯提倡的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美国一贯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非西方地区推行发展援助,其背后的逻辑和观念则是等级化的、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发展主义的。“一带一路”强调的是互利互惠、平面化、网格化、多中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

从中国自身的文明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说,“海上丝绸之路”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海-陆复合性特征,陆上向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提出了反思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史观的时代课题。

一方面,中国既是海洋国家,又是大陆国家,大陆性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轨迹,“海洋性”没有得到充分认知。现代文明是海洋文明。“海上丝绸之路”逼问的是如何突破传统中国的海洋观。

另一方面,在历史观上,如何摆脱中原中心主义的陈旧叙事模式,客观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内亚性和中原性的内在一致性,尤为重要。这不只是讲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也包括历史上出现的多个中国大地上的传统政权,都是中原性和内亚性的复合。

从这两个复合,即海洋与大陆,中原与内亚,可以清楚地为当代中国的定位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考路径,从而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对舒缓国内紧张的民族情绪,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国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人的身份和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流动不居的。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常地就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我们处在绵绵不绝的时间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或群体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总要不断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是这样,对于长期纠结在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是这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也是这样。“一带一路”为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视野,说到底,也还是一个智识上的挑战与考验。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思考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念沙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政府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研讨,从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理解比较深刻。但从企业角度来看,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有效发挥企业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主体的作用,值得进行更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中国企业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将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多方合作,也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动力。2015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236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6%。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70多个在建合作区项目,建区企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带动入区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可为当地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产业资源、先进的技术水平、成熟的管理经验。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战略契合度高,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值得期待和憧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撬动作用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周边互联互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既有助于深化国际合作,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促进区域繁荣发展;也有助于增进沟通交流,加强信任,减少摩擦,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我国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外交价值。中国企业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走出去的主体作用,努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过去十多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辉煌成就,今天更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高价值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企业必须变得更具战略性、竞争力和效率,“一带一路”战略也将成为新一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指南针”,同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方面:一是扩大海外市场规模。“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蕴含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二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转移优质产业中的过剩产能,加大企业在研发、技术、品牌上进行新的投入,引导国内产业转型和再升级;三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适应不同国家环境的同时,学习借鉴海外成功企业经验,推动企业在发展模式、产业战略、技术路径、商业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挑战方面:一是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方面。海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商业规则、法律体系、行业标准等与国内截然不同,对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二是海外市场有效需求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的市场看似空间巨大,实则有效需求不足,盲目进入将带来高风险;三是配套金融服务支持方面。部分地区的金融环境并不完善,商业银行运作条件受限,甚至不具备运作能力,对中国企业的支持有限。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应有效利用开发性金融

在上述三类挑战之中,金融资源是企业成功走出去不可或缺的要素,金融服务及其杠杆优势对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在“一带一路”下中国企业应特别重视对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有效运用。

1、虚实结合、产融互动是利用开发性金融的关键

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把国家信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一种成本较低的金融形态和金融工具。作为传统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更注重资产质量和资金安全,强调支持发展与防范风险并重。开发性金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是新兴事物,其快速成长得益于创新。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一定要继续创新,才能无往不利落地于“一带一路”各种环境之中。一方面,因地制宜创新金融工具和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中长期融资优势和导向作用,强化开发性金融向产业链的延伸和覆盖,与企业有效衔接形成资金闭合回路,建立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在融资方式上给予有实力的企业一定的宽松度,充分了解企业信誉及行业地位,全面把握项目前景及战略引领作用,既看历史,也看未来。

归根结底,开发性金融需要与企业进行有效结合。金融是经济的源头活水,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货币、股票、基金及各种金融衍生品最终要转换为工厂、楼房、公路、桥梁等实体形态,并形成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用户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始终是金融向实体经济转化的重要平台。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换,最终是要落实到企业身上,通过配置开发性金融资源,建造基础设施、各种民生工程,以实体形态沉淀下来,进入市场之中。李克强总理曾形象比喻,“实体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光有肌体,没有血液,经济活不了。”所以,开发性金融资源与企业之间的有效衔接,显得尤为关键。要有效发挥开发性金融的独特优势,使金融资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关键是要做到虚实结合、产融互动。

2、关于企业有效运用开发性金融的思考

今年以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丝路基金已设立并完成首笔项目签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再加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未来开发性金融机构将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地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为了更好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企业如何才能有效运用开发性金融?

首先,为应对“一带一路”上的困难与挑战,企业应当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先导和引领作用。根据开发性金融特点设计企业经营模式,与开发性金融机构一同打造产融结合的海外投资运营平台。用好、用活、用足金融资源,创新金融对海外发展的支撑体系,以金融的力量长期稳定地驱动国际化发展。

其次,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市场环境的显著差异,企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管理和运营,形成并维护自身的“善俗良习”。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适应海外发展需要和国际竞争环境,打造成为“全天候”跨国企业。

最后,企业应当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不仅要建设好基础设施项目,也要考虑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民生工程,发挥产能优势,扩大国家影响力,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给予走出去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一定政策性支持,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中商业、金融环境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从政策上要有所放宽;鼓励金融机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政策和市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整合各类资源,将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金融的中长期投融资作用、企业的主体和平台作用集合起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助推“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的新变化。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应当广泛寻求国际经济合作机会,加强同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交流互动,为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出新的贡献。